“因此，在中国各人尽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莫自己主张……而就在彼此尽义务时，彼此权利自在其中；并没有漏掉，亦没有延迟。”[7]
　　“立法之根据以道德礼教伦常，而不以权利。各国法律在保障人权，民法则以债权为先，而亲族继承之。此法律建筑于权利之上也，我国则反是（以义务不以权利）。”[8]
　　可见对于私权之保护向来是淡化的，由于个人往往依靠家庭而生，个人之需要就通过家庭而得以满足，所以私权之提出也不必要了。既然私权保护之观念，因此对于纠纷在法律权利保护途径上无激烈反应，也大多不主张，唯经济利益之损失做以民间协调来实现。恰中国人又讲究克制忍让，所以小问题常常难以演化为大的纠纷或诉讼。
　　　　　　　四
　　人是趋利避害的，在社会生活中昂然受到利益的驱动与左右，中国人亦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林则徐何以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以这样的诗来警示自己与他人，足见中国人也是趋利避害的。所以在生活中任何一个价值趋向都会受到利益的影响，乃至于制度之设计、行为之作出都将利益作为考虑的要素。
　　老百姓不同于大人物，“君子好义，小人好利”，老百姓多不会过多的考虑其他的事情，他们更趋向于通过利益的权衡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利益权衡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有效途径。
　　朱苏力就曾讲过这么一个事情，说是一对青年谈恋爱，男青年强行把女方给强奸了，然而女方并没有告他，虽然女方及家庭非常气愤，但是仍然与男方私下协商，决定女青年嫁给男青年，并由男方给予一定的补偿。最后虽然为公安局知道，男青年被法院判刑了，但是对于双方家庭来说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是西方的话，无可厚非，女方马上会告到法院。但在中国女方却不愿意那样，因为他们是不愿意被人知道女青年被强奸了，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是多半中国人不愿意张扬出去的，那么女青年也不会有什么利益，因为说出去后她以后的家庭幸福很难保证。而对于男方那自然是愿意协调的，至少可以逃避法律追诉。[9]
　　虽然这只是生活中之个案，但事实上生活中这样解决的事件绝不在少数。
　　同时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农业为本，农业生产受到天气、降雨、时令的制约，老百姓忙于农活是被紧紧的束缚在土地上，不便于来往奔波于官司纠纷，讼累太大，且劳民伤财以致于倾家荡产。非但收益不大，反而往往贻误农时，影响生产，对以农业为立国基础的古代中国来说是与生产方式不相协调的。因为古代纠纷多划入刑法规制，如若诉讼一旦落败，在经济损失之外，还要受到刑罚处罚，其后果不能不说不为严重，因此人财两空，便得不偿失了。因此他们就更愿意就近从速化解，而又不有大的动作，那么也就很少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权利主张。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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