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古代崇尚道德，主张以“礼”治天下。在法制方面采纳“德礼为主，刑罚为辅”的模式，法制在治国方略中是放在附从地位的。“孔子把这一思想发扬光大，认为‘道政齐礼’‘民免而无耻’，只有‘道德齐礼’，民才‘有耻且格’[2]。可见中国古代社会中，一切纠纷一旦产生，都应先诉诸于道德规范来调整。一有纷争便直接去主动通过诉讼途径，便是不理智，有悖于道德，又为周围人所耻笑。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讼”观念主张建立一个没有纷争的和谐社会，不赞成诉讼。为此，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3]在中国古代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各个时代，这样的观念也成为古代统治者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对于饱读儒学经典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地方官来说，他们往往是执掌纲常伦理教义的宣传者，他们以道德教化处理民间纠纷，由于崇尚无讼，也必然带来厌讼、贱讼。[4]故此古代县衙门口总有这么一幅对联：
　　为士为农，有暇各勤尔业，
　　或工或商，无事休进此门。
　　可见中国古代统治者是不主张诉讼的，而且通过道德说教来限制其存在，并以道德之方式来解决，又辅之以刑罚，因此往往民刑不分。比如民国时期法学大师陈顾远就有此论：
　　既尚乎礼，民事则以道德慰劝为贵，刑律之外遂无民律：即诉讼本质之为民事者，同亦视为失礼而入于刑，能调解而调解之，不能则以刑罚使服，此又周礼注疏所谓狱事重于讼事也。[5]
　　而且诉讼一旦落败，不仅经济上受到损失，人身受辱亦再所难免，如此以刑制讼，恰在于“刑期于无刑”，实质上表明其目的也在于无讼。
　　
　　第三，中国古代生产之组织以家庭为单位，行自然经济之体制，社会组织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大多同姓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形成村落；另一方面自然经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人与人交往则较少，社会关系较为简单，所以诉讼也就较少。即便有纠纷也大多在家族、宗族内部得以解决化解，出赋税交纳外很少与官府发生联系。
　　第四，同时如果注意古代法制史实会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现象：中国古代的讼师（近乎与现代的律师，但又与其不同）常遭官府另眼看待，被列如严打之例。由此可见通过通过讼师帮助诉讼主张权利难免不受重视。然而这里面当然是有一定原因在里面的。讼师之兴讼狱之事，在统治者看来是不利于社会安定的故而大为压制。
　　然而对于对于以上说法，本文有如下观点需要指出：许多民事纠纷多通过道德途径来化解，就并不见能得其圆满。不便于不通过诉讼解决，并不代表老百姓不愿意诉讼或厌讼和贱讼；老百姓有可能受多种压力，在权衡各方面利弊上不愿意采取诉讼途径更应该考虑进去。本文在后面会加以论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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