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学术刊物的发生学问题、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学术刊物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还需要我们的编辑们与广大的研究者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真正的学术关系，而不是往常那种拉稿、约稿、编稿的编辑关系。正是透过这种新型的学术关系的建立，我们才有可能建构起一些对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具有意义的学术论题，进而我们才有可能使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在研究者个人进行知识研究的时候成为其进行思考和批判的实质性知识参照，最终使我们的学术刊物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走向起到真正的支配作用。
　　第二，我们对学术自主性在学术刊物的编辑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还没有明确的意识。所谓的“学术自主性”，在这里主要是指我们必须把论文发表的标准和刊物评价的判准与经济活动的场域、政治活动的场域和日常生活的场域严格区别开来，否则我们就会丢失我们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资本。[8]如果我们丢失了这种人文社会科学资本，我们就不能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而也就丧失了我们所宣称的学术刊物的独特性。
　　首先，我们必须努力捍卫学术论文发表之评价标准的自主性。这意味着，(1)我们必须把学术论文本身的水平与该论文研究的对象的重要性严格区别开来。一如我们所知，中国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对这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的论文也因此而重要了；与此同理，某个村落的习惯也许无甚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重要性可言，但是这同样不等于说所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论文就因此而水平低下了，因为它有可能成为研究这个问题领域中的一篇极重要的学术论文。(2)我们必须把学术论文本身的水平与学者所属的相关的研究机构的重要性严格区别开来。众所周知，牛津大学很重要，哈佛大学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个访学过这些大学或毕业于这些大学的人士所写的每篇学术论文的水平也都当然很高。与此同理，北京大学很重要，吉林大学也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其间工作的人士所写的每篇学术论文的水平也都当然很高。(3)我们必须把学术论文的水平与学者的身份严格区别开来。这意味着，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无论是校长还是一般教员，在发表论文这个问题上都是平等的——论文是否能够发表完全取决于该学术论文是否符合相关学术刊物所公知的评价判准。
　　其次，我们必须努力捍卫评价学术刊物之判准的自主性。众所周知，在中国，学术刊物地位的高低并不是凭靠相关学术刊物经由发表优秀或重要的学术论文而形成的学术声誉所致，而是由主管或主办相关学术刊物的机构之行政地位的高下所决定的。的确，这种评价的方式在中国过去几十年“学术行政化”的时代里是颇为合理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学术资源和人才基本上是用行政力量配置的。比如说，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乃是行政级别最高的学术机构，其经由资源和人才的行政化配置而具有了相对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而由社科院主办的各种学术杂志也达到了相对较高的学术水平。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明确鼓励学术资源和人才广泛流动的今天，在学术投稿趋于多元化的今天，那种仅仅根据主管或主办相关学术刊物的机构之行政地位的高低、而不是根据学术刊物经由发表优秀或重要的学术论文而形成的学术声誉来决定学术刊物之地位的做法，显然是不甚妥当的。因此，“捍卫评价学术刊物之判准的自主性”，在这里意味着我们应当逐渐确立起一种学术本位的判准，亦即根据学术刊物经由自己的努力而赢得的学术声誉来决定自身的学术地位。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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