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死刑的适用上，应该树立一种谦抑的观念，反对迷信和滥用死刑，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对于限制死刑的适用，主要有立法和司法两种途经。当然，利用立法的方法必须依赖于立法的启动，而我国修订以后的现行
刑法的实施才有９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求对它作大规模的修改，恐怕不够现实。可以考虑以修正案的形式在总则中规定，哪些罪名暂时停止适用死刑。
最后，严格适用死刑，慎重适用死刑，还是我国批准有关国际公约的必要准备。 （文字整理 乐欣 付立庆）
评论一：从社会治理能力视角解读死刑存废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兴良
死刑的存废问题是目前刑法学界最热点、最前沿，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与高老师大体一致，为高老师的观点作三个注脚：第一，如何看待死刑存在的必要性。我认为应从社会治理能力角度理解这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死刑的存在是社会治理不善的结果，如果社会治理能力强，是可以避免犯罪发生、减少对死刑依赖的。例如，
刑法第
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罪名设置了死刑条款，恰恰说明我国税收征管存在重大缺陷，死刑的适用是迫不得已。因此，死刑不是应不应该废除、而是能不能废除的问题。可以说，死刑的存废问题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某种标尺，只有当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减少对死刑的依赖的时候，死刑才能真正得以废除。第二，如何看待死刑的威慑力。杀人偿命说明人们对死刑的观念根深蒂固，对死刑的崇拜其实是一种现代迷信。个人认为，一个不想杀人的人不是因为畏惧死刑才不去杀人，而是因为受到道德制约，反之，一个想杀人的人，即使
刑法规定有死刑，也不会打消杀人的念头。可见，死刑规定对这两种人不产生作用。死刑的威慑力存在于那些仅产生杀人意念，但畏惧死刑不敢为之的人，如果法律废除死刑，对这部分人就会失去威慑力。但是这部分人在整个犯罪人中所占比率极小，可见，死刑不具有我们想象的威慑力，而是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比如，定罪的确定性，等等。个人认为，死刑的威慑力大小应作实证研究。第三，如何看待拥护死刑的民意。这是死刑存废问题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为死刑的重要功能在于平息民愤，９５％以上的民众认同死刑，甚至认为死刑适用得还不够，但民意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民意具有非理性、情感性的特征，需要理性引导，这首先是对政治家独立判断的考验，其次是对司法独立性的考验，以及对学者独立人格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