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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职务行为适法性依照谁的认识、以什么为基准进行判断？在这个层面，同样存在三种学说：主观说，公务人员确信其行为合法，便具有适法性；一般人标准说，以社会上一般人见解，作为适法性的判断标准；客观说，法院通过对法律进行解释，对适法性作出客观判断。由于主观说不啻于允许公务人员独断专行、恣意妄为，而一般人标准说则面临何谓“一般人”、何谓“一般人见解”的难题，故客观说被认为比较合理，因为其具备“客观、确定等特征”，而且，法院又拥有解释法律、进行评价的资格、能力和最高权威性。
不过，客观说又主张，在实践中，法院的判断必须以公务人员执行职务时的客观情况为基准（即“行为时标准”），而不能以事后之纯客观事实为基准（即“裁判时标准”）。例如，公务员针对当时具体情状，依职权作出事实判断，对嫌疑人进行逮捕，嫌疑人则对该公务员实施了暴力抵抗。但后来事实证明，该嫌疑人并非犯罪人。虽然依行为时标准，嫌疑人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可能有失公平，但是，从保障公务活动顺利进行的立法宗旨看，行为时标准更为合理。[19]
综合刑法学对“职务行为适法性”的三个层面剖析，可以发现目前的通说大致是：妨害公务所针对的职务行为应当是适法的，即符合法律对职务活动的实质和形式要求，但适法性应作相对宽松而非严格的解释，轻微违法一般不影响适法性；并且，职务是否适法得由法院根据职务行为发生时的情况、结合法律解释进行认定，而不能完全以事后纯客观判断为准，换言之，这就预留了职务行为虽在事后判断属于违法、但在事中仍被视为合法的空间。
回归本文主旨，职务行为适法性的刑法学教义，虽然未像行政法学公定力理论那样建构起合法有效的推定，但其与有限公定力之说，具有功能上的“不完全重叠性勾通”。二者相通之处在于：（1）原则上，重大明显的违法行政行为不具适法性或不具合法有效的推定，对此类行为的不服从，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不构成妨害公务的违法或犯罪行为；[20]（2）对于“某些”事后判断应属违法的行政行为，但在行政行为发生时可以视为适法或具备合法有效的推定，对这些行为的违抗和阻碍，构成妨害公务的违法或犯罪行为。二者可能的差异出现在对以下问题的解答上：究竟哪些确实违法的行政行为，可以认定在行为发生时适法或具有效力？有限公定力之说认为无效行政行为是自始不发生效力的，而无效行政行为除了重大明显违法的情形外，还包括其它一些法定的情形。[21]除了无效行政行为之外，其它违法的行政行为就从成立时即具有推定的效力。与之相较，职务行为适法性学说或许是兼顾所有国家公务行为，故未对不具适法性的行政行为进行详细阐述，而是让法院根据行为时的具体情况，对职务行为是否符合抽象权限、具体权限以及重要的条件、方式和程序，作个案的判断。可以想像，在对待具体问题时，两种学说的适用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22]
也许，两种学说需要交流和一定形式的统一，以便于执法者在判断妨害公务是否构成方面有相对统一的衡量。然而，这个任务并非本文的主旨所在，对二者进行比较的目的，还是在于揭示，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及其诠释的“不能抗拒国家公务行为，否则将招致不利制裁”的制度原则，不仅符合自由民主国家“个体权利基础上的安定秩序”价值，更有关于“妨害公务”的技术规范予以支持。职务行为适法性学说对“适法性”的解释，在技术上保证了国家权威及安定秩序和个体抵抗之间的一种平衡。甚至，从职务行为适法性学说的现状看，其对公务行为的“适法性”要求似乎更为严格，给个体抵抗的空间似乎更大一些。
四、新生：移植与自构、原理与技术
熟悉我国行政法学公定力理论的人也许可以发现，本文选择的主题，是该理论屡屡提及但尚未充分展开的一个细小问题。就此而言，本文所努力的，仅仅是一项缝补的工作，成效如何还有待方家指正。只是，笔者仍然希望藉此进一步对当前公定力理论研究中的两个主要缺憾，提出一己之浅见。
由于我国行政法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复兴，主要归功于理论移植，故公定力理论也与其它行政法学理论一样，基本上属于舶来品。自从引进以来，该理论就一直占据着主导的位置。然而，正如公定力理论的质疑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行政行为效力问题上，许多行政法教科书多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而未作深层次的探讨”，只是最近，这方面的著述才不断涌现。[23]叶必丰教授于2002年出版的《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一书，可谓个中最系统最富卓见的专著，未来数年内恐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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