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司法审查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１９８９年
行政诉讼法第
５条。该法规定的司法审查的最大特征是把法院的合法性审查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具体行政行为，并在第１１条中把作为行政诉讼对象的具体行为一一列举出来，在第１２条第（２）项中明确把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因为对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的行政解释也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何况所有抽象行政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执行法律规范并对其内容作出行政性解释的属性，所以在逻辑上法院对行政解释也不能进行审查。换言之，在这里行政解释比司法解释具有优越性，是有悖现代法治主义原则的。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按照自由市场的准则对国内法律和法规进行修改、补充以及废除的作业已经成为国际承诺，在审判具体的案件中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也属于成员国的义务之一。以此为背景，“有限司法审查”论在中国法学界乘势而起、流布甚广，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审查的范围内的理论主张正在逐步成为通说。在这种议论的延长线上，还出现了从限制立法权的角度提倡全面引进司法审查制或者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宪审查与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结合起来的各种意见。无论如何，实行某种形态的司法审查制的必要前提是确立法院在解释法律方面的优势地位，为此，首先必须承认法院有权对
宪法文本做出解释，也就是说，最高法院有充分的理由在处理私人纠纷之际根据保障基本人权的需要的进行
宪法判断。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迄今为止不包括
宪法解释。虽然中国的
宪法和法律并没有禁止法院解释
宪法，但明确规定有权解释
宪法的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了创造审判机关解释
宪法的条件，部分学者把
宪法解释区分为立法性解释和司法性解释这两种类型，主张把司法性
宪法解释权授予最高法院，甚至还有人主张应该使最高法院成为唯一的
宪法解释机构。最高法院自身也试图争取扩大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以适应日常性审判工作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需要。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３日发布的关于齐玉苓案的司法解释（法释［２００１］第２５号）虽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
宪法解释，有关机构和人士也再三强调最高法院并无越权行为，但承认关于教育权的
宪法条文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审判规范适用于私人关系的司法解释的确属于一种
宪法性判断，并为法院借助法律规范的选择适用权进行法令审查以及
宪法解释打开了制度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