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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法自君出”、“律由钦定”，以国家制定成文法为主干，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皇权法制化的需要。由君主、国家制定成文法典，确立皇权的合法性和至高无上，以维系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二是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从夏朝开始，我国就初步形成了统一的部落国家，至秦建立起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后，追求大一统成为君王的目标。为了实现和维护中央集权，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律的统一制定和实施，通过国家法制的统一，促进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强化。三是维持家天下的需要。自禅让制被打破后，奴隶与封建社会帝王总希望子承孙继，万世一系。因此历代开国之君，都潜心于制定一部大法，以维持一姓之家天下。
在阶级社会，法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自然也要维系统治阶级的利益。法自君出必然使法律以维护皇权为目的，以义务本位为特征，以重刑轻罪为手段，难免出现“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
二、 权尊于法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皇权在一国具有高无上的地位，天子只是“受命于天”，在其之上不可能存在现实的羁束者，法律亦不能例外。因此，君王不但控制最高的立法权，使自己的意志能够随时成为法律；而且要掌握最高的司法权，使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本案之中，皇室下诏时就明说，这个案件“特敕门下结狱，不拘恒司，岂得一同常例，以为通准”。
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一方面积极立法以维持国家的统治，但另一方面又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的约束。以致在理论上与实践中都发生了某种矛盾。 于是我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权尊于法，另一派主张“令尊于君” 。主张权尊于法者认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 ；主张令尊于君者认为，“人君与天下共者——法也” ，两派的论战至今仍绵延不绝。实践之中，甘愿受接受法律约束的皇帝恐怕没有，依法约束皇权的事例也是凤毛麟角。时至今日，权大于法、以权压法、法外特权等现象在某些地方亦时有发生。推而广之，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从秦朝形成后，历经各朝不断完善巩固,到明清时期极端强化。专制皇权的极端化发展，是在克服了与皇权制衡的机制与法律之后才达到的。 例如，宰相对皇权的行使起到一定的制肘作用，于是皇权与相权之间也会发生摩擦和斗争。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相权不断被分割、被削弱，皇权越来越集中越强化。 本案之中，尚书元修义认为“明妇人外成，犯礼之愆，无关本属。况出适之妹，衅及兄弟乎？”，不应连坐张智寿、陈庆和，而被“夺禄一时”，则集中反映了皇权与相权这种微妙的制衡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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