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理由无非是认为
宪法的适用不同于普通法律。世界各国适用
宪法的制度通常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美国的司法审查模式，由普通法院适用
宪法，行使违宪审查权，这种模式是三权分立理论的具体化，除大陆法系的日本外，多为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第二种是议会自我审查模式，由议会制定
宪法，亦由议会制定法律，并由议会审查其制定的法律是否违反
宪法。这种模式同“议会至上”的观念有很大关系，除英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采用这种模式。第三种是在传统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另设一个机构行使违宪审查权，如法国的
宪法委员会，德国的
宪法法院等。
我国采用第二种模式，即议会自我审查模式。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监督
宪法实施，第
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宪法并监督
宪法实施，所以，很多人认为，既然
宪法已经明确将监督
宪法实施的权力交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当然排斥了我国各级普通法院享有违宪审查权，法院因此不能援引
宪法。
第二种理由认为
宪法是公法，而不是私法，认为
宪法是“法律的法律”，通过调整法律而间接调整社会关系。
宪法对于公民而言，其规定比较原则，只是昭示了行为所遵循的基本要求，有待其他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和补充。如果不制定相应的普通法律加以补充，光凭
宪法规定，不足以判断公民行为的是非对错。所以，
宪法只具有间接的法律效力，而非直接的法律效力，自然不能为普通法院援引用以裁判公民间的私人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