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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外贸法在修订过程中还首次征求了外国商会和外商投资企业意见。立法机关对他们提出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权、指定经营、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吸纳了合理意见。这种做法既体现了WTO的透明度原则，同时对外贸法修订本身，而且对整个国家法制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新外贸法的五个突破
（一）突破了外贸经营主体单一和实行审批制的局面，优化了外贸经营主体结构。是否允许自然人、法人或合伙企业等所有企业从事外贸，这是一国对外贸易法的基石，犹如一国宪法是否保护人权一样重要 。20 多年来，放开对外贸易经营权一直是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主线之一。事实上，我国以往实行的外贸经营权审批制是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垄断经营制度的直接表现。新外贸法第9条第1款规定的许可制度，无疑在有外贸经营权和无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之间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限制了市场、限制了竞争。也与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相背离，易被视为贸易壁垒，不符合《中国加入议定书》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中关于“中国将在加入3年内取消贸易权的审批制”的承诺。
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放宽对外贸易经营权。1999 年142 家私营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全国大型工业企业全面实行自营进出口经营权登记备案制，原来由国有外贸公司垄断经营的局面已基本被打破，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形成了多元化外贸经营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多层次、多渠道的外贸经营格局，具备了放开外贸权的条件。新外贸法据此取消了贸易权审批制，改为实行备案登记制（第8、9条）。赋予企业更广泛的外贸经营权，从而为形成以多元经济为核心的外贸体制，充分发挥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总体优势奠定了基础。
同时，新外贸法赋予自然人从事外贸的权利，彻底实现了外贸经营主体的国民待遇。根据现行外贸法第8条的规定，自然人不能够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而根据我国的入世承诺，在贸易权方面应给予所有外国自然人和企业不低于给予在中国的企业的待遇。虽然中国的自然人能不能成为外贸经营主体并不涉及我们在WTO规则下的义务，但这一条款是否增加一直为国内业界所广泛关注。
对此，部分专家和学者认为降低准入门槛，敞开外贸大门，在中国信用体系十分薄弱的今天，容易导致短期内外贸经营主体的急遽增长，从而可能出现恶性竞争和市场秩序的混乱，最终损害国家利益。事实上，在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边贸活动中，自然人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已经大量存在。放开后，国内短时间内出现包括自然人在内的外贸经营主体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但预计不会持续。主要原因是自然人做贸易的风险极大，相比法人、其他组织来说，自然人需要承担无限责任。同时，自然人真正作为主体参与外贸经营的实现，目前还存在配套制度上的阻碍。如合同效力、海关管理、外汇支付、税收等方面的法规中对自然人行为效力的确认，还有待通过对相关配套法规的修改和制定来进一步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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