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松从“打虎英雄”成为“杀人犯”过程的法学解读
　　武松是《水浒传》中为数不多的“打虎英雄”　，他在酒店里连饮18碗酒后，赤手空拳打死景阳岗的恶虎，一夜之间成为阳谷县百姓拥戴的“打虎英雄”，阳谷县知县见武松将官方的赏钱尽散于各猎户时，也十分欣赏武松的“忠厚仁德”，便提拔他作了阳谷县的都头。一介布衣，好不容易凭借打虎的机会被提拔为一县的都头，自是应当十分珍惜此来之不易的职位 。武松又是如何成为一个“杀人犯”的呢？
　　武松自幼父母双亡，与兄长相依为命，手足情深。因为年轻鲁莽的武松到处惹事生非，武大为此也没少吃过苦。兄弟两人好不容易在异乡阳谷县相聚团圆，谁知好景不长，在武松奉命进京公差期间，哥哥武大就被潘金莲、西门庆和王婆三人设计所害，含冤而死。两个月后武松到家后，没想到一进门见到的是亡兄的灵位。因为兄弟分离才不过短短两个月，且先前嫂子潘金莲曾有过勾引二叔武松的劣行，据此武松初步认定哥哥武大一定为奸人所害，在亡兄灵前哭拜：“哥哥若是负屈衔冤，被人害了，托梦于我，兄弟替你作主。”夜半三更，含冤而死的武大果真托梦给守灵的武松，这种超自然的证据使武松更坚信哥哥是含冤而死的事实了 。俗语说：“长兄如父”，因此作为死者的惟一嫡亲弟弟武松，义不容辞的承担起替亡兄复仇的义务。武松身为堂堂一县都头，并非鲁莽之辈，他的复仇并非就是简单的杀人，况且在能通过合法的途径报仇时，也可以避免为此丢掉得之不易的一官半职——都头，何乐而不为呢？武松开始搜集哥哥冤死的相关证据，先后找到了两个关键性的证人：一位是团头何九叔（此人主持操办武大的丧事），他向武松透漏：他在敛尸时“只见七窍内有淤血，唇口上有齿痕，系是生前中毒的尸首”。因此在火化尸首时，就暗中留下两块酥黑的骨头作为证据，另外还有西门庆强行塞给的十两纹银“封口钱”；另一位是曾与武大一起捉奸的卖梨人郓哥。武松便带着两位关键性证人到官府控诉 ，希望寻求官府的“公力救济”途径为兄长报仇。（这可能也是武松自恃为一县都头，况且还掌握了一些有利的证据，自信胜诉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官府的表态却使复仇心切的武松心灰意冷。且看官府的表现：官府得知武松带来两个证人欲指控西门庆与潘金莲通奸杀人一案时，因知县和官吏私下都与西门庆有关系，一开始就有意想为西门庆开脱，知县还冠冕堂皇地责问武松身为都头，却不懂的相关的证据法则：“自古道：‘捉奸见双，捉贼见赃，杀人见伤。’你哥哥的尸首又没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奸，如今只凭这两人言语，便问他杀人公事……”待武松进一步提出物证：两块酥黑骨头、十两银子、一张纸（记载了送葬的名单）时，知县只得使用缓兵之计，借口从长计议，暂时稳住了武松。第二天，武松催逼知县捉拿犯罪嫌疑人，俗语道：“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知县收受西门庆贿赂后，以圣人语：“经目之事，犹恐为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来继续搪塞武松，狱吏也帮忙道：“但凡人命之事，须尸、伤、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问。”无奈之余，武松只得退下。从客观来看，武松所提供的几个证据（证人证词和物证）都属于现代证据法中所说的“间接证据”，只能证明武大被毒死的客观事实，但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用来证明毒杀武大的罪行就是潘金莲和西门庆共同所为（最多也只能将潘金莲列为犯罪嫌疑人而已），知县与狱吏所提到的证据规则虽是用来搪塞武松的官腔，确也不失其一定的合理性。正是官府受贿拒不受理控诉的事实和武松缺乏有利的直接证据，才导致武松想通过“公力救济”惩罚凶手，为亡兄昭雪的希望最终破灭。但是武松不甘心，为了“兄弟之义”，不惜以身犯法，寻求“私力救济”的方式实现复仇的愿望。即便是走到“私力救济”这一步，武松还是很聪明的，他邀请左邻右舍四人做见证人，在大哥灵位前私设公堂讯问潘金莲与王婆，获得两人的口供后，先诛杀了淫妇潘金莲，又到狮子楼斗杀奸夫西门庆（施耐庵在书中强调西门庆被杀原因一是冤魂缠定 ，二乃天理难容，三来不敌武松神力），割下奸夫淫妇的首级祭奠哥哥早升天界，完成了复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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