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何为
贺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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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评论中(《东方早报》2006年8月16日)，薛涌先生在主张“法学无学论”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十分奇特的观点，他的原话是：“法学需要专家。但对法学和法学专家越迷信，越可能带来专制的倾向”。对于一个有二十多年教龄的法学教师，一个十多年来一直在倡导法学和法律专业化的学者，这样的说法自然是触目惊心的。我很期待他能够对于这样的观点作出仔细论证，但是，令人失望的是，他先是举了希罗多德《历史》中的一个故事，说明对于社会而言，“聪明人”既不可或缺，又必须严加防范。后来又举出现在一些当事人花钱买专家“意见书”左右舆论、影响司法的例子，作为一个更间接的理由。这样绕来绕去的论证法终究不能让问题更清晰，反而使得他的结论更为可疑。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法学家与特定统治类型之间的关系。从欧洲的法律史上观察，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法律人与专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些矛盾的景象。例如，当中世纪意大利诸城市逐渐寻求自治和自由，反抗帝国皇帝专权的时候，既有为皇帝摇唇鼓舌的法学家，也有挺身而出为城市自由提供坚实的法律论证的法学家；在17世纪英格兰的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中，柯克、塞尔登等法学家站在议会这边，而培根、埃尔思梅尔等却与国王并肩作战。这样的情况让一位历史学家不无调侃地说：“法律人士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任何法律问题上，他们总会站成意见相左的两队。”(参看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中译本，页151)这种凡事均“兵分两路”的传统是否跟法律人在法庭上总是要代理两造相互辩论的惯常做法有关呢？
托克维尔同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他对于法律人的社会作用，尤其是他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作出了饶有兴味的分析。他也指出欧洲历史上法律人的行为呈现出相当多样化的事实：他们时而被政权用作工具，时而把政权作为工具。在努力扩张王权之后，又反过来约束王权。在英国，他们是贵族的盟友，在法国却成为贵族最可惧的敌人。托氏要探究的是，在这种多样化的背后，法律人是否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内在秉性。
就法律人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而言，托克维尔并不认为法律人本身是一种民主力量。相反，他们内心深处具有贵族的部分兴趣和本性，对于群众行动以及民治政府具有天然的反感和轻蔑。而且，法律方面的学习和专门知识可以让人养成对秩序的热爱，对规范的讲求，因而对于剧烈的社会变动和民主的轻率激情都本能地抵触。因为法律人长于将各种冲突和激情引导到秩序的轨道，他们对于统治者行使权力过程中的任性专断自然也会想方设法予以限制。托克维尔甚至说法律人宁肯容忍自由受到削减，也不容许权力毫无规则地专断行使。
另外一个限制公共权力的途径是司法过程中法律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普通法传统下，法律人处理案件时必须遵循先例。这种凡事倚重成例的心态足以让法律人形成一种尚古和保守的风气，从而在约束民主力量的同时，统治者试图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时也会感受到它无所不在的制衡力量。但是，法律人却更反对割断历史，因为他们所得以立世的那一整套话语、知识以及技术都是由过去传承下来的。否定了历史，他们将无所依凭，进退失据。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人简直可以说就是专制者的天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