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德国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无权处分合同因权利人不予追认且处分人事后也未得到处分权的情形，其处分行为无效、买卖合同有效，最终结果是“合同不能履行”，这种情形，买受人如果属于善意第三人，须根据物权法上的公信力制度或者善意取得制度，才能获得标的物所有权。其适用公信力制度和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条件，是“买卖合同有效、处分行为无效”。我国台湾民法学者在论述“动产善意取得”时，指出以“转让合同有效”（、处分行为无效）为条件，正是以其立法和理论仿德国民法，采所谓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模式，为立法根据的。
但我国起草中的物权法和现行
合同法并未采取所谓“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模式，而是采取“债权行为＋登记（交付）生效主义”的所谓折衷主义模式。现行
合同法第
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这里明文规定的是“合同有效”，不是“处分行为有效”。则其反面，权利人不追认且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则是“该合同无效”，而不是仅“处分行为无效”而“转让合同有效”。
因此，在物权法草案和现行
合同法所采取的物权变动理论模式之下，无权处分的合同，如果经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则转让合同有效，受让人根据有效的转让合同获得标的物所有权，当然不发生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问题；如果权利人不追认且处分人事后也没有取得处分权，则转让合同无效，这种情形才有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可能性。
未注意我国物权法草案采取的立法理论模式和现行
合同法第
五十一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而不当引用我国台湾学者关于“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的论述，正是本条误将“转让合同有效”规定为发生“善意取得”前提条件的原因。
十六、第一百二十九条：“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建议修改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一律为五十年。现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不足五十年的，延长为五十年。
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届满时，按原设立条件期限自动延长。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明确表示不愿延长的除外。”
理由：本条所要规定的是“承包经营权的期限”，而不是“承包期”。“承包经营权的期限”与“承包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用益物权”的存在期限；后者是“合同”的有效期限。第三次审议稿称为“承包经营权的期限”是正确的，本条改称“承包期”不妥。本条的问题不仅在于误用“承包期”概念，还在于针对土地的不同用途规定不同的期限，将使农用土地法律关系和法律秩序复杂化。
国家仅应限制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在农业用地范围内，仅对将林地改为耕地有所限制。原则上，将土地用于耕作、养殖、畜牧或者栽种林木，属于承包经营权人的自主权，并且可以根据自然条件和市场条件的变化适当改变，例如耕地改为林地，耕地改为草地，草地改为林地。尤其对种植的草和林木的种类，更无预先加以限定之理。
本条依据所种植的草和树的类别决定不同的承包经营权期限，所导致的第一个问题是，必须预先制定一个草地和林地承包经营权期限的“目录单”，其中明确规定种哪一种草为三十年？哪一种草为三十五年？哪一种草为四十年？哪一种草为四十五年？哪一种草为五十年？种何种树为三十年？何种树为三十五年？何种树为四十年？何种树为四十五年？何种树为五十年？何种树为六十年？何种树为七十年？何种树可以经批准予以延长？问题是，这样的“目录单”由什么人、什么机构，依据什么样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权威根据予以制定？
另一个问题是，权利人采用“间作法”在同一块草地上种植不同种类的草，在同一块林地上种植不同种类的树，或者采用“轮作法”在同一块草地轮流种植不同种类的草，在同一块林地上轮流种植不同种类的树，应当依哪一种草或者哪一种树决定其承包经营权的期限？
再一个问题是，在根据某种草或者树决定承包经营权的期限以后，在该期限之内改种别的种类的草或树怎么办？如预定种植松树，批准承包经营权期限三十年，若干年后决定改种银杏树，是否主管部门必须批准将承包经营权期限延长为七十年？如预定种植银杏树经批准承包经营权期限七十年，若干年后发现种植苹果树更划算，于是拔去银杏树苗改种苹果树，主管部门是否应主动查处并将承包经营权期限改为三十年？当主管部门决定予以查处之时，权利人又拔去苹果树、栽上银杏树怎么办？当主管部门决定免于查处之后，权利人再拔去银杏树、再种上苹果树又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