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张之洞一生是多变的。其实，在这变化多端的外表下，蕴涵着一种不变的东西。他年青时曾是朝廷中著名的“清流派”，激烈批评过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而自己却最终沦为洋务派的后期代表。他曾经对戊戌党人表示同情，支持变法，后来却发表《劝学篇》，公开阐明自己“中体西用”的立场。他根本上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方面，用来维护中国固有的“体”，即纲常礼教。清朝末期，张之洞作为仅次于李鸿章的朝廷重臣，简直成了一个文化的象征。他并不反对变法本身，只是反对一些具体的变法措施。尤其对于那些会动摇纲常礼教的内容，他总是站出来极力反对，进行纠正。因此，他与沈家本在引进西法问题上发生的冲突，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然而，直到今天，在沈家本身上仍旧存在一些未解之谜。比如说他以六十二岁高龄奉命变法修律，对于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接受新的知识似乎是比较困难的事情。而沈家本在后来的修律过程中，比张之洞等人明显激进，他对西方法律中的司法独立、宪政、法治等更是情有独钟。当时有人批评他老糊涂了，但这似乎正是他的一种开明。也正因为他的这种开明，将西方法律大力引进中国，使中西方法律不断融合，几千年的中国法律传统最终在他的手上获得新生。
1910年10月3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议会性质的机构——资政院召开第一届常年会议，沈家本被任命为资政院副总裁。就在一年以前，张之洞去世了，但是他的去世并没有带走新旧法律之间的激烈冲突。当《大清新刑律》交由资政院讨论时，礼教派和法理派冲突达到高潮。经过资政院的激烈辩论，礼教派占了上风，最终将五条礼教条款在《大清新刑律》后面以暂行章程的形式附上。而沈家本迫于礼教派的巨大压力，不得不辞职隐退，礼法之争告一段落。
百年以后，资政院内新旧各派激烈的唇枪舌剑、口诛笔伐已经硝烟散尽，当我们回顾这段难忘的历史时，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没有武昌起义的成功，礼法之争会不会继续？也许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
资政院，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议会机构，在清朝即将灭亡的时刻，如昙花一现，让习惯了君主专制的中国人初步领略了议会民主的魅力。然而，武昌起义的炮火最终使这个早已死亡的大清王朝成为历史，将崭新的民主共和国的梦想带入了中国。
三
武昌起义成功了，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全成功，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富含宪政民主精神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最终也被袁世凯偷梁换柱，变成洪宪帝制的张本。
宪法是现代国家无法回避的法律问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具有
宪法的性质，但它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为防止袁世凯专权，因人立法，结果因人废法、人人废法。
宪法在民国时期最终沦为军阀和独裁者手中的玩偶，宪政也就无从谈起。据统计，民国时期由官方颁布和以私人名义起草的
宪法或
宪法草案至少有十几部。可是，从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从孙中山到袁世凯，再到蒋介石，宪政和民主始终无法实现。其中原因很多，而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搞宪政和民主，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十分必要，而近代中国社会和政局不断震荡，无法获得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军阀和独裁者往往打着宪政民主的幌子，争权夺利。在他们眼里，
宪法简直如同儿戏，不如手中的权利实在。曹锟通过贿选当上总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蒋介石虽然在败逃台湾前宣布进入“宪政”时期，但是同样抓住手中的权利不放，大行其独裁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