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3月11日，清廷发布了变法的诏旨。4月1日，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三位大臣联名保举沈家本、伍廷芳主持修订法律。一个多月后，最高当局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变法修律的工作正式启动。此二人中，沈家本堪为中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伍廷芳是西洋法律专家，同时任命二人主持修订法律，表明当时的人们希望造就“中西合璧”的新型法律。按理，伍廷芳在引进西方法律方面，比沈家本更具有优势。而清廷任命的谕旨下达时，伍廷芳并不在北京，因此修订法律馆的前期筹备工作几乎都是沈家本一人主持的。而且，修订法律馆开馆之后不到一年，伍廷芳便请假回籍扫墓，此后主要办理外交，不再参与修律工作。因此，伍廷芳实际参与修律的时间前后不到四年，其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的作用无法与沈家本相提并论。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1904年5月15日修订法律馆正式开馆，变法修律的工作全面启动。次年2月，日本派遣海军偷袭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第一分舰队，日俄战争爆发。面对两大帝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大打出手，积贫积弱的清政府却无可奈何，只得宣布中立。这次战争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朝廷上下希望通过变法，尽快摆脱困境。
四个月后，日俄战争见了分晓，新兴的君主立宪国家日本最终战胜了君主专制的沙俄。这件事对中国民众的心理构成极大冲击，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的消息不胫而走。继变法修律之后，七年前戊戌党人提出的变更国体、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再次摆在清政府最高当局面前。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革命形势，为了挽救严重的统治危机，慈禧太后可谓使出浑身解术，甚至不惜饮鸩止渴。这一次，她对臣下仿行君主立宪的主张不再一概否决，而是逐渐接受。
1906年9月24日，受清政府最高当局委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即将从正阳门火车站出发，开始向西方考察宪政的行程。突然，一阵巨响，化妆成皂隶的革命党人吴樾怀中携带的炸弹被引爆。当场炸死三人，包括吴樾本人在内。清政府仿行立宪的工作，一开始就遭到了革命党人的破坏。面对爆炸，人心皇皇。但是考察大臣中，也不乏气度慷慨之人。当日绍英受伤较重，他在养伤期间说道：“如果我死了，而
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经过改换人员，当年冬底，五大臣重新出洋，再次开始了考察宪政的使命。第二年夏天，这些人陆续返回，根据考察经验所得，都力言君主立宪的好处。在众人的游说下，慈禧太后被说服了。在预备立宪之前，她同意改革落后的官制，由此使清末的变法修律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沈家本在官制改革后，先是被任命为大理院正卿。在该任上，他主张司法独立，就大理院的司法权限与法部尚书戴鸿慈发生激烈争执。最后，慈禧太后以强硬的政治手腕将二人职务对调，暂时化解了双方的矛盾。
1908年1月30日，经过官制改革，在沈家本的主持下，重组后的修订法律馆再次开馆。这次的变法修律工作，重点在于新型法典的编纂，作为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而在修订新型法律过程中，中西方法律的冲突日渐显著，最终引发了两股势力的激烈论争，即“礼法之争”。在这场著名的论争中，张之洞作为曾经保举沈家本进行变法的人，后来却成为反对沈家本具体变法措施的重要力量，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