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看一组不容乐观的数字：2003年全国耕地净减少3806万亩，明显高于2002年2529万亩的减少数量； 国土资源部的调查还显示，2003年建设占用耕地343.7万亩，比上年增长了17%。近年来更是接连发生影响极为恶劣的江苏“铁本事件”和各地的“大兴大学城事件”，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土地资源。
二、土地执法难的原因分析
上述令人心忧的情形当然并非单纯某一方面的原因所造就,而是各方面原由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土地管理的有关政策和法律规范宣传不到位，广大相对人这方面的法律意识淡薄。《
土地管理法》1998年修订后，虽然加强了宣传工作，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破坏耕地有罪，导致违法占地行为经常发生。
其次，管理体制的不适应，特别是基层土地管理机构不健全，执法职能与力量薄弱。土地执法没有拆除权，没有追究干部责任的权力，没有逮捕拘留权，没有调查财务权，处理违法案件极为困难。而且加之土地违法案件主体多涉及各级政府，干扰多，阻力大，故查处的难度愈发增大，对许多违法者难于依法制裁；
再次，土地执法业务经费难以正常供给，存在着执法作为主要创收途径的情形。目前我国级别较低的乡（镇）国土管理机关大部分是人员多而编制少，靠自筹自支来保持运行。《
土地管理法》将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权收归县级土地管理部门，乡（镇）一级没有直接的查处权。但是，由于县级土地执法人员少，而全县违法用地又多，因此县级土地管理部门不得不下放违法用地的查处权，让乡（镇）土地管理部门代之进行处罚。在处罚中，由于乡（镇）国土管理机关片面强调追求效益以求生存，有的甚至“放水养鱼”，纵容违法来扩大财源，导致违法用地年年查，年年有，怎么也不见有起色。
最后，有的执法人员依法用地观念不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不明确，个别基层干部甚至实行“土地财政”，采取零敲碎打或预收地皮款等方式私自出卖土地。另外，有的干部群众错误地把发展经济与保护耕地对立起来，认为要发展经济必须牺牲耕地，因此，私自围划工业区，致使土地弃耕丢荒。有的村(居)干部在处理土地问题时缺乏公正，重私利轻大局，自己在住房问题上多占多用，并为亲朋好友私批宅基地，而对其他群众的合理用地横加阻挠，造成恶劣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