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影响了我国整个
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如上所述，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并与其他票据理论一起共同构筑了完善的票据理论体系。而无因性的缺失无疑使我国整个
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4、赋予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对交易的真实背景实质审查义务更是荒谬。
《票据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对承兑人在商业汇票承兑过程是否需要对交易关系、交易背景进行审查。虽然《
支付结算办法》是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仅仅是行政规章，其法律效力层次低于作为法律的
《票据法》，但其却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在承兑时要审查交易背景的法定义务，所以商业银行在承兑时实际负担了审查其真实交易背景的义务。同时鉴于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坚持交易真实背景的严格监管和严厉处罚，商业银行在开展票据业务时审查交易的真实背景更是丝毫不敢有所懈怠，甚至连增殖税发票的日期都要审查、辨别。
笔者认为，赋予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对交易的真实背景实质审查义务是荒谬的：
（1）加大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成本，也影响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效率。为防范风险，商业银行在办理票据业务时不得不对票据的交易背景进行严格审查，进而避免办理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业务。为此商业银行在办理业务不得不通过审查商品购销合同、劳务合同、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等证据来认定票据是否具有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大大加大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成本，也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效率。
（2）要求商业银行审查交易的真实背景进行实质审查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商业银行对贸易真实性的判断依据是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由于虚构贸易背景、虚签合同以及虚假增值税发票现象大量存在，商业银行又缺乏辨别其真伪的手段，银行在确认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上存在技术上的审查困难（如对方当事人的公章是否真实，对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的签名是否属实、双方的合同是否会得到履行等银行难以辨别和确认）。尤其是关联企业之间基于隐蔽、复杂、甚至虚假的关联交易向银行申请开票据时，贸易背景是否真实银行更是难以审查。此外，银行在审查了合同和增殖税发票的基础上开出票据后，合同是否履行、是全部履行还是部分履行，银行无法知悉，更谈不上确保企业严格按照合同全面履行。因此商业银行对真实贸易背景和真实商品交易难以确认。而在上述情况下，商业银行不得不承担双重风险：人民银行监管时的行政处罚风险和诉讼时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遭受损失的风险。
（3）交易和结算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使商业银行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审查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为追求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交易和结算方式日趋多样化、复杂化，许多交易无须签定书面合同，仅凭传真、电传、电话甚至口头意见一致就进行交易。不少交易是先付款后交货，需要先申请开出票据，然后才能取得增殖税发票；许多交易是分期付款，需多次申请开具票据，但增殖税发票却仅有一张，在此情况下，增殖税发票很难与合同、票据金额、日期完全一致。因此，在目前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常常面临没有合同或增殖税发票可供审查的交易。
（4）审查交易的真实背景与商业银行的职能不相关。要求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时严格审查票据的真实贸易背景，实质上是要求商业银行承担了防范票据诈骗、维护票据市场秩序的社会职能并负担为履行此职能而付出的成本，而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其宗旨应是利润最大化，要求商业银行过多地承担与自身经营无关、理应由有关国家机关（如公安机关等）承担的社会职能是不恰当的，为履行上述职能而付出的成本得不到任何回报更是有失公允。
（5）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监管及处罚与其监管职能不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承担着金融监管职能。但其监管职能的目的在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促进金融业开展公平竞争，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从国际情况来看，主要监管内容有金融机构的审批、流动性（清偿能力）监管、资本充足性监管、银行准备金监管、内部控制监管等。而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监管及处罚显然与其监管职能不相适应，也与国际金融监管惯例不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