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些发现，Skach认为半总统制可能是一个坏的选择——尽管在许多新生民主化国家里其极为流行。这些国家中许多并没有制度化的政党体系、将自己界定为“政党人”的总统候选人，以及推动多数形成的选举规则。因此她认为，它们更有可能重蹈魏玛共和的覆辙，而不是走上第五共和的道路。对于那些采用半总统制的国家，她建议它们的
宪法的结构安排应该致力于增加统一多数政府形成的机会。相应地，应该彻底拒绝禁止总统成为政党成员的规则，并且尽可能采取多数主义的选举规则。
如同这简短的概括所表明，Skach 撰写了一本引人注目而重要的作品。结合理论探讨和历史分析，《借鉴
宪法设计》一书是近些年来似乎横扫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的一个范例。考虑到半总统制被许多处于民主化过程之中的国家接受的范围，她的作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即使不论Skach 对半总统制的具体描述，她成功运用的方法论也是颇有前途的。它表明那些对
宪法设计提出建议的人应该对历史的教训——特定的
宪法框架最终影响那一
宪法框架所运行于其间的制度语境（以及根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方式——给予注意是何等重要。
那就是说，政党体系的制度化——在她的模式中可能是历史语境中最具有偶然性的因素（并因此最不易受科学评价和设计的影响）——似乎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据Skach所言，统一多数政府产生的可能性，以及因此避免半总统制倒台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种制度化——换言之，依赖于政党体系获得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合法性。但是，难道不是所有的民主政体都需要最低限度的政党体系的制度化吗(Mainwaring & Scully, 1995)？如果的确如此，那么Skach 关于魏玛共和和第五共和的论述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半总统制的特性，而不是更为普遍的使政党体系稳定化和合法化的问题？
此外，如同Skach自己承认的，政党体系如何制度化的问题取决于“众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 (p.127)。那人们应该做什么呢？如果我们接受了一种制度的影响最终取决于其根植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土壤的观点，那么我认为就必须进行深度的历史挖掘。Skach的确进行了一些这种历史工作。举一个例子，她强调了１９５０年代和１９６０年代工业化在减弱政党体系的裂缝中的偶然影响。但是，Skach的首要关注在于像选举的反复和民意测验这类政党体系制度化的标准。尽管这些标准易于衡量和量化，但是它们对于更为复杂的现实来说只是提供了一个相对很薄弱的镜像。但这毫无疑问在部分意义上是一个风格的问题，并且对一本杰出的作品——一本非常值得政治学家、法学家和历史学家阅读的作品——来说是瑕不掩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