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没有责任（这里责任指
合同法上的责任），下面将要叙述几个理由，同时涉及到法律的理论问题的剖析。
首先，从现实的立法意象和经济利益上来分析。
私法中的一些价值的判断都是在两难中进行的，对于交易的安全和交易效率往往也会构成一对矛盾，在1999年的《
合同法》中，立法者在交易的稳定与交易的效率之间更加倾向于交易的效率，这也是它一个重要的特点，它从一些制度的确定上来促进社会交易的进行和达成，例如对于效力待定合同的追认更加完善，对于无效合同的认定更加小心等等（4）。 同时，一般条件下私下公平自主的交易是会增进双方的利益的，自由平等交易的达成对社会整体来讲也是有利的，这也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所讲的一个经济学道理；而法律上不同规范的调整可以给人以心理的不同预期进而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法律制定的越严格，责任的规定越多，当事人相对的法律责任风险就会越大，越容易陷入法律事务的纠纷当中，进而当事人活动积极性就越低。
对于要约邀请是否应该承担责任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推定它在
合同法上应该承担责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比照要约的约束力来认定，如果要约邀请中对方产生了损失我们要求要约邀请人来承担一些责任，那么势必会影响到在现实生活中要约邀请人对发出要约邀请这一信息的判断，在某种中立的环境之下为抵制要约邀请责任的风险就会使他不想发出交易的信息，不利于交易的达成；相反，如果我们对于要约邀请的责任持否定的态度，我们把它视为一种合同法律所不加以规范的责任的话，那么在中立的环境之下，要约邀请当事人就会对这一责任风险进行调整降低，进而会促进他对于交易信号发出的频率，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交易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增加，交易实现的数量也会增加。 因此，从法律责任风险与交易数量的相关分析上看，要约邀请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存在而不必产生法律效力对促进交易是有所帮助的。这也是为什么法制环境相对宽松对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刺激作用的一个解释，也是通过法律的经济分析所能得出的一个结论。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法律规范的形式和方法上来分析。事实是连续的，是一个行动接着一个行动的，同时这些行动或意思表示在现实中是不可分的连接在一起的，比如现实中的一个合同的缔结过程，甲方有一个意向，而恰好乙方也有这方面的意向，同时双方互相进行进一步磋商，谁是要约者谁是承诺者其间很难分的一清二楚，直到最后合同的协议达成，回过头来看什么时间算是合同的起点呢？ 哪一方或者哪一条信息是要约或要约邀请呢？虽然的确不好区分但是到了法律的规定中就必须要有明确的表述去区分，去分清楚法律调整关系的和法律所不调整的关系，因为法律是不允许摸棱两可的，这就面临了一个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矛盾问题， 而法律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抉择，就必须用规则去规定一个法律调整的临界点，临界点以外不涉及到该法律调整，以内则予以调整。而要约邀请与要约则是
合同法中的相临的或相互接近的行为，如何选择调整范围呢？是到要约为止还是到要约邀请为止，或是还有更宽泛的调整范围？ 这样思考下去很难有一个止境的，就象一个多米诺骨牌似的，必须要有一个没有倒下的来划清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