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的实效缺失问题，也比较容易得到揭示。“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领导人，都曾深受“文革”中暴民式民主之迫害，并且对文化大革命之中的无序状态，也有直观切身的感受。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方面致力发展经济，以重新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坚决反对任何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人大制度作为整体利益整合的场所，其商谈功能和技术手段没有得到彰现。人大制定的法律，也蜕变为部分学者对西方现成的法律的照抄照搬（注：全面考察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发现，在中国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中，民意的表达和汇聚，主要并不是通过全国人大来进行的，而是通过其他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渠道进行的。例如地方性利益表达，在中国占据了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中国制度性的利益表达渠道比较少，民众只能把自己的利益要求寄托于直接的“父母官”。制度性渠道除了人大和政协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利益表达渠道。另外，上访制度也是一种重要的利益表达渠道。以公共舆论为核心的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在中国并不发达。详细的论述，可参见胡伟著：《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应星著：《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2月；康晓光著：“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团”，《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冬季号。）。如此一来，在很多关注法律实施效果的学者眼里，人大制定的法律和西方现成的法律，被划上了等号，进而和立法模式划上了等号。而否定了机械移植西方法律的正当性，似乎同时也就意味着对立法和司法模式的颠覆，意味着对整个法律知识和法律体系的颠覆了。但是，反过来想，若人大制定的法律既不是人民利益整合和妥协的结果，也不是有效沟通和合理共识的结果，又如何能够得到普通人民的认同，得到有效的尊敬呢？以这样的法律为基础的司法判决，即使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也如何能够得到人民的配合和承认呢（注：这种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化及其所带来的法律规范合法性的流失，是和中国政府注重稳定，而忽视合法性问题相关的。“然而这种政绩的合法性，事实上是一种李普塞特所说的有效性，还不是真正的合法性。‘有效性’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是评价性的。我们可以把李普塞特的‘有效性’分解为‘积极的有效性’和‘消极的有效性’，前者指‘政府的政绩’，后者指‘政府镇压反抗的能力’。在做了这种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排除在‘合法性’范畴之外。”康晓光：“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民主法治与合法性基础——1978年以来的变化与今后的选择”，《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50“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026另外，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中，并不强调权力来源的民主性，但是强调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民主性，也就是所谓的取信与民，施行仁政。当然，具体在解释统治权力来源合法化的时候，作为统治权力合法化的来源的“天意”和“民心”还是有联系的，但是这种联系是在“水可覆舟”的意义上来谈的，一般总是在权力行使不顺应民意，遭到反抗并被推翻之后才会有这种论调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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