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三权分立，按照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的理解，就是：“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政官，其一司法官。立法官，议论之官，主造作制度，撰定章程者也；行政官，主承宣步政，率作兴事者也；司法官，主执宪掌律，绳衍纠谬也。三官立而政体备，三官不相侵而政体举（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故宫博物院藏本，卷一按语。）。”在康有为看来，西方列强之所以在和中国的屡次较量中总是处于上风，主要在于其实行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注：泰西之强，不在炮舰军兵，而“在其政体之善也”。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故宫博物院藏本，卷一按语。）。而日本以区区弹丸之地，居然在甲午海战中大胜在世界海军中名列前茅的大清海师，也正是学习西方政制的结果（注：“日本变法之始，先正定官制，可谓知本矣。”参见何金彝：《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学术月刊1997年第二期。）。因此，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有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近泰西论证，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则政体备（注：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有学者指出，这段话实际并未出现于康有为的《应诏统筹全局折》，而是其在流亡日本期间特意加上去的。参见孔祥吉“《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不过对于本文来说，关键在于考察康有为对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解。）。”
康有为领导的百日维新运动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是康有为倡导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思想，此后却若隐若现地贯穿于中国发展的反思中。我们今天反省康有为的三权分立理论，发现很可能是康有为的观点代表中国的三权分立理论。
首先，这种理论是在“救亡”主题下通过引进三权分立理论切入政治体制改革。在论证三权分立理论制度的合理性的时候，更多地是强调这一政治理论支持下的政治制度，在经验上和西方国家的国富民强恰好正相对应（注：在康有为的论述中，体现这一思想的论证随处可见，此种思想也大量见于其他学者和政治家的论述之中。例如康有为在《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所说：“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
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公治其国，国安得不弱？”又如在《中华救国论》中引用英国人博拉斯对美国政治的评论：“美人之能运其民主之制也，以有恭敬爱法守法之念也，概道德与物质之发明，过于政治，而后能成此大业也。”）。这种论证逻辑暗含的另外一个逻辑就是，当发现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对于提高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可能并没有帮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弃之如敝履。在论证三权分立制度是否适用中国的时候，争论的双方往往不是在争论此一政治制度本身内在的价值合理性，而是争论其对促进中国国力发展而言，是否是必须和唯一的。杨小楷和林毅夫之间就中国经济发展“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著名争论，即为其显著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