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格文（Hugh T. Scogin, Jr.）“天人之间：汉代的契约与国家”（李明德译），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合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164—211页，寺田浩明“明清时期法秩序中的‘约’的性质”（王亚新译），王亚新、梁治平（合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139—190页，季卫东“公约、公愤以及公议——现代中国的法律话语空间”佐佐木毅等（合编）《过去··现在·未来公共哲学丛书4——东亚公共空间的创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
金耀基“儒家学说中的个体和群体——一个关系角度的诠释”《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10页。
关于权力的“人称化”、“去人称化”以及“泛人称化”的基本分类，参阅宫台真司《权力的预期理论——以了解为媒介的运作形式》（东京：劲草书房，1989年）第4章“权力的人称类型”。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观察，可以说上述人称类型大致是与冯·维泽（Leopold von Wiese）关于群众、集团以及抽象集合的基本分类相对应的。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131—132页。另外需要注明：引文中的黑体字是原有的。
洛克《政府论·下篇——论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和目的》（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60页。
转引自佐伯启思《关于国家的考察》（东京：飞鸟新社，2001年）225—226页。另外需要注明：引文中的黑体字是卢梭原著就有的。
关于“经验性身体”与“超越性身体”的区别以及身体与权力的关系，详见大泽真幸《身体的比较社会学 I, II 》（东京：劲草书房，1990年， 1992年）。另外，福柯从权力对身体的驯化这一角度来探究现代国家的本质，留下了《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和《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这样的开拓性著作。
例如达彤把现代中国群己关系方面曾经发生过的变化表述为“在集体性的阶级和社区内部的个人化过程（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within the collectivized class）”。See Michael R. Dutton, Policing and Punishment in China: From Patriarchy to “the Peop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5.关于在共同体中可能实现的个人主义形态的一般性讨论，参阅藤川贤“对共同体主义的批评性研究——G·H·米德的社会性自我论的视角”《社会学评论》第47卷第3期（1996年）。
参阅金耀基“关系和网络的建构——一个社会学的诠释”《中国社会与文化》（前引）64—85页。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和本体论上也可以印证这样的社会学观察和解释，例如杜维明“生存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和“新儒家的宗教信仰和人际关系”，均载其论文集《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曹幼华、单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社会资本的讨论在1990年代引起广泛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Robert C. Putnam,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Vol.4 Iss.13 (1993) 等著述以及 The World Bank, “What is Social Capital?”(1999) ProvertyNet (http://www.worldbank.org/proverty/scapital/whatsc.htm) 。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Francis Fukuyama, “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 Paper for the IMF Conference on Second Generation Reform (Oct.1, 1999,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eminar/1999/reforms/fukuyama.htm) 中有精辟表述。关于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参阅 Ronald S. Burt,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in Robert I. Sutton and Barry M. Staw (ed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22 (Greenwich, CT.: JAI Press, 2000) 一文。最近的专著可以举出Nan Li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对社会资本理论的批评意见，参阅 Steven Baron, et al (eds.) Social Capital: Crit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考察作为社会资本一种基本类型的“关系资本”时的视角有所不同，侧重的与其说是公共性毋宁说是私人意志。
参阅理查德·柯契《改变人生的八十比二十的法则》（仁平和夫译，东京：TBS不列颠出版社，1998年）、安田雪《实践网络分析——剖析关系的理论和技巧》（东京：新曜社，2001年）。
这一点从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London: Profile Books, Ltd., 1999) 中对市场主义和世界失控的分析以及对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预测也可以略见端倪。
关于“符号分析家”的概念含义，详见 Robert B. 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2), pp.177-180.
Cf. Samuel Leinhardt, Social Networks: A Developing Paradig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7), Stanley Wasserman and Joseph Galaskiewicz (eds.) Advance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4), John Scott,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 (2e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0). 日本在这方面的先驱性文献见：平松阔（编）《社会网络》（东京：福村出版，1990年）。
参阅季卫东“法治中国的可能性——兼论对文化传统的解读和反思”《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1页以下，尤其是4—10页。
关于这一点，汪晖进行了间接但却很深入的思想分析。详见他对1989年以后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背景的长篇论文“一九八九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哲学网站《思问》（http://www.siwen.org/lunli/xin%20ziyouzhuyi.htm）2003年2月14日发表。
组合最优化理论的射程包括经济管理中的作业计划、遗传基因编码的分析和重组以及计算机网络的结构设计。其先驱性著作是 Said Ashour, Sequencing Theory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72) 。最近的成果见柳浦睦宪、茨木俊秀《组合最优化——以元战略为中心内容》（东京：朝仓书店，2001年）。关于公共部门改革与组合最优化，参阅 Navin Girishankar, “Approaches to Sequencing Public Sector Reform”, mimeo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0).
见季卫东“宪政的新范式”（《二十一世纪》2003年12月号即将发表）。
见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15-16页。
关于具体的制度安排，季卫东“再论合宪性审查——权力关系网的拓扑与制度变迁的博弈”《开放时代》2003年第5期第5部分有较详细的描述。
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很值得借鉴。约翰·C·堪贝尔曾经指出，日本议会中实行的是“预算中心的政治”，主要决策均围绕财政再分配进行。详见他的专著《争取预算额度——日本式预算政治的研究》（小岛昭、佐藤和义译，东京：塞马鲁出版社，1984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