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由于现行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方面的原因，对司法的种种法外干预还很普遍，
　　恐怕死刑复核权回归后的死刑复核工作也难幸免，因为生命的价值显然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东西的价值，更值得有权、有钱者通过各种途径疏通甚至赤裸裸的权力干预。如此极有可能形成复核工作上的透明度不够，表面上的公平不能掩盖背后的暗箱操作。对此，笼统规定一句“死刑复核人员独立开展工作，不受 ……干涉”显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流于表面文章，难以取信于社会。
　　现实一点的办法倒是工作程序上，将说情干预的名单、行为、批条记录存档，供相关各方查阅，甚至向新闻界披露，以便舆论监督；而复核人员本身的应该披露的个人及社会关系信息也应该如实披露，以便相关方申请回避时能够“信息对称”。如此可以在提高复核透明度方面进行程序优化，避免暗箱操作。
　　三、实行复核听证制度，避免复核的随意性
　　目前流行的说法是死刑复核程序不是独立的一个审级，但是这并不妨碍死刑复核摆脱目前
　　行政化的色彩，向程序化、诉讼化方面发展。可以借鉴司法诉讼原理，实行死刑复核公开听证制度，辩护律师、检察机关、被告人、被害人及代理律师等相关各方均可参加，社会公众有权旁听（不应动辄以“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来对抗社会权利监督。和生命价值相比，和避免冤杀、错杀相比，任何“机密”、“隐私”显得微不足道：合一国所有“机密”、“隐私”之价值，亦难以再造一条生命）。特别是实行辩护律师强制参与制，避免复核的片面性、随意性，以便最大限度地发现事实真相，降低冤案错案发生的概率。
　　听证程序必须举行，不应以“案情重大” 、“复杂”是否来区分。认为“重大案件”才可能听证的观点[1]实在值得商榷。理由很简单，生命是平等的，被告人作案的案情可有“重大”、“复杂”之别，但在死刑复核程序当中，复核工作的直接指向恰恰不是被告人所犯何罪或所作何案，而是死刑是否适用问题，或者说是否剥夺被告人的生命问题。而生命永远值得平等尊重，不能因其身份的高低、犯事的大小或作案手法的简易而有所区别；每一个死刑复核案件因涉及生命权，均是“重大”案件，均应举行公开听证。
　　四、实行复核程序律师强制参与制、充分听取符合辩护意见
　　目前我国总体上没有实行刑事案件律师强制辩护制度，但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刑事
　　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没有聘请辩护律师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律师辩护，被告人明确拒绝的除外。这可以理解为死刑案件审判上的“不完全律师强制辩护制度”。
　　随着我国人权保障水平的提高，应该考虑在死刑复核程序当中设置完全意义上的“律师强制参与制度”，即对于死刑复核程序，包括听证程序在内，必须经由辩护律师参加；被告人没有聘请律师的，法院为其指定辩护律师，被告人可以要求更换，或自行聘请，但不得拒绝：总之，死刑复核，律师不能缺位，否则，所作出的死刑核准决定书无效，执行机关也不得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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