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与第一点相关，法律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结晶，也与人类的禁忌文明、道德文明是分不开的。如果把李银河教授的“性学三原则”作为普遍衡量人类所有性行为是否可以合法化的原则，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许多现代文明国家或社会的
刑法，仍然严厉地惩罚乱伦行为，尤其是血亲之间的乱伦行为，这其中除了英美之外，还包括德国、意大利、瑞士、加拿大以及我国香港特区等等，除非我们能够挑战这些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乃至挑战连这些文明社会的法律也不得不尊重的人类禁忌文明。中国现行
刑法没有设定“乱伦罪”，但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律与道德均曾严厉禁止乱伦，目前也有学者呼吁应该在
刑法中增设乱伦罪。这个问题自然十分复杂，我们要看到，当年法国的社会学大师涂尔干在《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一书中，主要就是探究为什么在绝大多数社会中，乱伦不仅为法律所禁止，而且还被视为所有不道德行为中最为严重的一种。此外，李银河教授的“性学三原则”也不能排除某些危险的SM行为，而且，当同性恋被统计学等现代科学确切地证明为乃是艾滋病的主要根源，并由此产生对其加以法律上的限制或禁止时，“性学三原则”也可能崩溃。
第三，李教授认为：“换偶活动是少数成年人自愿选择的一种娱乐活动或生活方式，它没有违反性学三原则（自愿、私秘、成人之间），它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引自其博文《换偶问题》）。这里我们需要澄清的是：所谓的“性学三原则”或许可作为换偶行为非罪化的要件，但是某种行为不被处以刑罚，乃至不被法律所禁止，未必就等于直接可以被视为一项自由权利。法律对人类行为，包括性行为的评价，是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其态度可能存在如下五种基本等级：
（1）以预定的刑罚加以严厉禁止；
（2）不以
刑法加以处罚，但作为一般的违法行为加以处置（如在我国，可能作为《治安处罚法》处罚的对象）；
（3）法律采取价值中立的典型立场,既不予以禁止，也不予以保护；
（4）普通法律予以保护，由此可确立为普通法律上的一种自由权利；
（5）
宪法上予以保护，即该种行为的自由上升为
宪法上的基本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