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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济基础变了，我们的社会进步了，我们的观念也要进步。否则，我们落伍的观念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八年前，王楠子是上海某中学一个“标准的差生”，常被老师“重点关照”，无奈之下赴美读书。8年后，王楠子成了全美动画比赛个人组冠军，并被老师表扬：是天才。王楠子说：在一次上课中，他像过去在国内一样插嘴，当堂纠正了美国中学老师的一个错误，没想到老师当场就说“你真是个天才”。“太受鼓励了！”王楠子感叹地说。而在国内，一个学生敢当堂纠正老师错误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后果肯定不次于一个国企的职员当场纠正老板的错误一样，即使不当场反目，至少也会在背后给你摆弄几双小鞋穿。
在我国侮辱国旗是可能构成犯罪的，但“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而这并不影响美国人在“9. 11”那场灾难中涌现出那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而我们呢，我们面临灾难或犯罪的时候，见义勇为的人们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呢？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1994年12月8日发生在克拉玛依大火的文章，说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一个领导模样的大人拿着话筒喊“孩子们，都别动，让领导们先走”，“和孩子们同场遇险的克拉玛依市二十几位大小官员，竟奇迹地士无一人伤亡，而且当时他们都坐在最前排，离火源最近，而离唯一逃生的门最远，然而他们大多数人却最先逃了出来”。“在许多孩子弱小的尸体上，有成年男人的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细若尖刃的鞋跟所踩下的血洞”。我不知道这个报道是否真实，因为我不敢相信。这些“大小官员”们就是天天把我们的国旗顶在头上膜拜，于国于民又有何用？在遵义市打工的一名湖南小伙，从飞驰的列车下救出一对妇孺，自己却被火车撞成重伤，生命垂危的时候，有关部门竟然因其户籍不在遵义，而对能否申报“见义勇为”犯了难。你觉得可笑吗？可这是事实！
每当我们提出我们的官员腐败，效率低下时，总有人一再强调是我们的体制有问题。笔者也认为我们的体制有些问题，不然我们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改制了。可当有人提出“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就按世界上最早确立现代文官制度的英国模式建立了政务官公务员选举任用制度和工作实绩为基础的文职公务员考核体系”，“但为什么印度人民却生活在一个人满为患，效率低下，腐败横生的行政管理框架中呢？为什么从英国照搬过来的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在印度这块土地上就失灵了呢？”之后，我们就不能不再对我们的国民素质再三审视了。要处理苏小明的那位领导和那些要与李银河辩个是非的人们能否代表我们的社会制度呢？显然不能。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和一些思想同样僵化的人们，而他们僵化的思想又往往源于我们教育体制中的“标准答案”情结和干部体制中对创新意识的束缚。但如果仅仅把他们僵化的思想归咎于我们教育体制中的“标准答案”情结和干部体制中对创新意识的束缚，那么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为什么还会出现吕 日周、仇和等一系列大胆改革创新的领头人呢？看来个人的素质又是更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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