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政策性规定。
宪法首先是法，法和政策有联系，但更多的是区别。在法中规定政策，不仅使法不伦不类，也给法的实施增加了难度，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
宪法司法化”的难言之隐。在我国宪法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政策具有权变性，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的经济政策一步一个台阶的发生变化，
宪法也难逃嬗变之命运。我们常说自己的
宪法是成文
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这么高地位的
宪法，居然不得不经常与时俱进，我们的
宪法比许多国家的柔性
宪法更加柔性！也许，在未来，5年一小改，10年一大改的状态还会继续。但是，如果去除了
宪法中的政策规定，我们就不需要这么高频率的修宪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算是作茧自缚了吧。
如果，我们的
宪法能够去掉以上两部分，去掉第一部分会使我们的
宪法彰显生机和活力，去掉第二部分又会使
宪法轻装上阵。这两方面都做到了，
宪法的司法化就更容易谈了。
三、
宪法应不应该司法化？
法，其中一个必备的涵义，就是能够用作判案的依据。不能作为判案依据的文件，就不是法。
宪法首先是法，其次才是
宪法，这就决定了
宪法应该司法化。当然，
宪法应该司法化，不代表我们就只能采取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开创的模式——普通法院审查法律是否违宪，世界上至少还存在着
宪法委员会、
宪法法院等好几种模式可供借鉴。问题不在于
宪法应不应该司法化，而是
宪法应该怎样司法化。中国基于自身的国情现状，要使
宪法司法化，至少要做以下两方面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