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持卡人过度信用消费。根据台湾地区主管部门的测算，每位卡奴平均负债额约为60万元新台币，从他们的用卡行为分析，在百货公司刷卡消费金额约占17%；在手表、珠宝、服饰专卖店刷卡消费约占13%；在酒店和KTV刷卡消费约占9%，奢侈品消费成为卡债的主要成因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信用卡较低的最低月还款额度（最低为2％）让持卡人持卡消费时放松了心理警惕，另外，这种不理性、不自律的消费行为模式也与台湾社会所推崇的拜金主义、享受型生活模式、夸富竞奢风气系系相关。一些政治人物、商界名流、演艺明星等所谓典型成功人物有意无意间对其奢华生活的展示，也给一般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以不良的示范或暗示。在这种不良消费氛围中，金融机构发行信用卡所赋予的超前消费能力，不啻于“雪中送炭”，使得持卡人的超前消费愿望得以实现。但是，信用卡的无序发行虽然能够大幅度提高持卡人的支出能力，但当该支出能力大大地超出了他们的负担能力时，卡奴也就诞生了。
　　（3）金融制度缺失、金融监管不力。台湾舆论认为，追本溯源，台湾地区的金融制度才是造成卡奴现象的幕后推手。上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开放民营银行，银行数目从16家迅速扩张到现在的50多家，但随后台湾地区的经济却进入了衰退期，市场萎缩，竞争增剧。在此种情形下，台湾当局又不准金融实质性业务进入大陆市场，从而使岛内企业金融受挫，银行也就只能挤向消费性金融市场，因而造成发卡泛滥，直至演变为今天严重的“卡奴现象”。
　　（4）其他原因，如经济不景气造成民众收入偏低因而无力支付卡债；缺乏适当的个人破产机制，从而使得卡债族无法依破产机制重生，只能陷入以欠新卡债偿还旧卡债的恶性循环，等等。［1］
　　二、台湾地区对“卡奴”事件的应对策略
　　日趋严重的卡债问题，引起了台湾地区朝野各界的严重关注，台湾地区立法、司法、行政等各部门，在野党团、消费者协会等社会团体，均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为解决或缓解卡债问题建言建策，现举其要，概述如下：
　　1、修法。
　　（1）修改银行法。主要提议有三：一是修订台湾地区“银行法”中的利差条款，限定银行信用卡、现金卡的复利率与一般存款的年利率的差额，将目前动辄达到20％的信用卡复利率降至12％左右，以降息方式缓解卡奴的还债压力；二是限制银行的发卡资格，尤其是限缩银行对未成年人的发卡资格与授信额度；三是规范卡债催收制度。但也有不同看法，如金管会副主委张秀莲主张，从健全市场机制考虑，最好不要有利率上限的规定，但有必要建立个人信用评等制度，并以差别利率保障信用评等较佳者。
　　（2）修改民法。民法方面的修改建议，一是修改台湾地区民法第205条，限定债权人对约定利率之外的利率无请求权，并将其适用于信用卡合同。对此，台湾地区“法务部”次长李进勇认为，民法第205条具有普适性而非仅适用于信用卡契约，该条的修改影响层面太广，其修订需要审慎进行。二是修正民法第207条第1项但书规定［2］ ，以解决复利问题，避免消费者负担过重。三是在建议民法债编中增设“卡债专章”，以专门规范信用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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