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p.51.
方孝孺：《深虑论》，载《逊志斋集》。
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p.271.
Freidrich A.Von Hayek ，The Road to Sefdom ，1944.p.54.
参见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p.271.
《商君书》
杜预：《上律令注解奏》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60页。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60页。
参见Lon L.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pp.70－79.
参见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71，pp.236－237.
美国宪法的制作者詹姆士。麦迪逊（1751－1836）对当时美国议会频繁改变法律给予了严厉谴责，他认为，法律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将会使立法成为有权有势、胆大妄为者的专利，成为勤奋劳动、消息蔽塞者的圈套。参见《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0页。
柔性
宪法（flexible constitution ）与刚性
宪法（rigid constitution）的划分出自英国学者布莱斯（Bryce ），依此，
宪法修改的机关和手续皆同于普通法律者，
宪法为柔性；异于普通法律者，则为刚性。王、钱二氏认为，刚性
宪法之优点在“含有固定性”，柔性
宪法因修改甚易而缺乏固定性。但他们又承认，欧战后新起国家的
宪法绝大多数为刚性
宪法，但其刚性程度“均不甚高”，而且，法西斯德国“使刚性
宪法变成柔性”（王士杰、钱端升：《比较
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3页）。其实，这样的论点颇有些似是而非。因为
宪法的“固定性”并不必然取决于其修改机关和手续。法西斯所为不是使刚性
宪法变为柔性
宪法，而是蹂躏
宪法，是让
宪法成为一纸空文。
《孟子。离娄篇》
“可以肯定地讲，法治的实质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如将他投入监牢或宣布他主张有产权的证件无效），政府应忠实地运用先前宣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倘若法治不是指这个意思，那就什么意思都没有”（Lon L.Fuller ，The Moralityof Law，pp.209－210）。
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pp.215－216.
波斯纳（Richard A.Posner ），《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4页。波斯纳认为，自由裁量权并不必然构成对法治的侵犯。他说，我们不会因为有时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来处理疑难案件和行政部门可以不提出如何理由就赦免罪犯，就认为制度就“不自由”了。自由国家应该是规则和自由裁量权的混合。不要用“自由”来贴标签。“我们的法律制度是否被称为‘自由的’不应当是重要的。实践中的问题是，我们的制度是否比应该有更多规则和较少裁量权的制度更好一些，或者是比一个有更多裁量权、更多标准和较少规则的制度更好一些。”（同上，中译本，第78页。）
波斯纳承认，“在法官遵循（法治）的意义上，法律不同于政治”（Richard A.Posner：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1990.p.153）。
例如，1799年《马塞诸塞权利宣言》（Massachusetts Declaration of Rights ）严格规定立法、行政和司法分权“以达成法治而非人治”（“to the end it may be a governmentof laws and not of men”）；戴雪曾说：“与法治形成对照的是这样一种政府制度，它建立在某些有权威的人行使宽泛的、专横的或随意的强制权力的基础之上”（Albert .V.Dice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188）。参见Paul R.Verkuil，Separation of Powers，the Rule of Law and Idea of Independence ，30Wm.&Mary LawReview.1987.另参见本文注15.
关于司法阶层的重要性，参见贺卫方：《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载《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参见《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管子》
《慎子》。
参见拙文《西方新闻自由初探－兼论自由理想与法律秩序》（《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p.239.
Marc Galanter，Why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Speculations on the Limitsof
Legal Change，9Law and Society Review ，1974，p.95.
Joseph Raz，The Authority of Law ，p.211.
弗里特曼：《法律与社会变革》，第281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66页。
参见Geoffrey de.Q.Walker，The Rule of Law：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Demacracy ，1988，p.5.
Laurence H.Tribe：Revisiting the Rule of Law，64New York UniversityLaw Review，1989，pp.728-730.
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p.162.
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p.40.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58页。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第十六章。
参见Richard A.Posner，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1990.p.358，pp.154-155.
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译本，第195－196.
John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p.211.
《韩非子显学篇》
《韩非子六反篇》
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p.229.以上转述见同书第219－229页。
参见Lon L.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p.157.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38页。
不过，就具体的理论家及其学说而言，在工具性理解与实体性理解之间划一个绝然的界限，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的学者把莱兹、富勒的法治论划为工具性的，把罗尔斯、德沃金、菲尼斯划为实体性的。参见Margaret Jane Radin ，Reconsidering The Rule of Law，69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89，pp.783－7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