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草案第三十一条规定：“动产物权转让时，出让人应当将该动产交付给受让人。”该条规定可能是照抄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说法。《法国民法典》对于物权的转让关系同时使用了“转让”与“出让”两个个概念并列的提法，且未对其予以区别。例如《法国民法典》第一六九O条规定：“受让人，仅依对债务人所为关于转让的通知，始对于第三人发生权利占有的效力。”、“受让人亦得依记载于公证书中的债务人对于出让的承诺，发生权利占有的效力。”而我国法律则对其予以严格区分，法律赋予“转让”与“出让”这两个概念完全不同的涵义。《
宪法》第
十条第四款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土地管理法》及国务院相关行政法规则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出让与划拨《
合同法》及《
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则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的转让，并不称作“出让”。可见，在我国，虽然财产转让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他财产权的转让，但是，“出让”的财产权益仅指“国有土地使用权”，而非其他财产权益。因此，草案第三十一条规定混淆了我国既有法律规范中有关财产“转让”与“出让”的基本内涵，且不符合我国法律规范的既有习惯，应予修正。
（二）修改意见：
1．2．1、将该草案第五条规定中的“公共利益”修改为“社会公共利益”。
1．2．2、将草案第十一条的“当事人”改为“权利人”，并将草案第十五条和第二十一条中的“当事人”改为“平等主体”；
1．2．3、将草案第十一条中的“权属证书”改为“权源证书”。
1．2．4、将草案第三十一条中的“出让”改为“转让”，从而更符合我国制定和适用法律规范的基本习惯。
二、法律内容方面
（一）法律适用原则不统一
草案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登记；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表明，我国物权归属制度实行的是“登记主义”，而非“当事人主义”。这里所谓的“法律另有规定”，从法理上讲，应当仅指法律规定中“特别例外之情形”，例如草案总则部分“第二章第三节”中的“其他规定”即是。该节对于行政与司法强制、继承以及住宅拆、改、建等行为引起的物权设立、变更、转让与消灭，作为“登记主义”制度之外的“特别情形”予以例外规定。这些“特别规定”均未损害物权归属制度总体上的“登记主义”规则。
但是草案第十五条和第二十七条规定则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