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的基础上,我最近在思考追寻政治政治理性的问题。而政治理性概念的提出恰恰就因为国家在两种不同体制的转型中所表现出的理性缺失。
那么什么样的政治是一种理性政治呢?我们又将怎么去走呢?
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主要有下面三点。
首先一点就是中国的政治要去暴力化,要增加它的理性化。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使我们丧失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足的根基。所以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在建立强大国家的过程中必然充满了暴力,比如说革命、武装斗争。这使得我们的社会中充满了暴力。举个城管的例子,现实中常说暴力抗法,而出现这些的原因在于城管的暴力执法,而暴力执法则来自于近代以来的思维定势。我们见不到现代政治中的理性精神。现代政治一定是宽容的、妥协的、说服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政治缺失这些,所以一定要去暴力化,一定要理性化,要人性化。
第二就是中国的政治要去行政化,增加平等性。过去身份制度的形成就是行政安排的结果。所以在转型过程中,既然要增加理性化那就必然要去行政化。而现实中的中国社会行政化是很严重的,比如说学术的行政化、杂志的行政化、个人的行政化、单位的行政化、司法的行政化等等,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中。如果不去行政化,我们就会始终生活在一种等级的隶属关系中。而现代社会需要增加平等性,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行政化往往意味着不平等。比如说,中国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安排。
第三就是中国的政治要去一元化,要增加多元化。中国的传统是一元化的,它强调“合”。家国合一,天人合一。到了我们现在则是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群不分,依然是合一。但西方的文化强调分离,家国的分离,三权的分离,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为我们的文化注入分离的因素,去除那种一元化的倾向。所幸的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机会。尽管中国改革的步履很艰难,但是只要有多元化的这些因素,它就会推动中国转型的顺利进行。
主持人:谢谢张老师的精彩演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非常凑巧的事,就是三位老师所讲的恰好切合了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郭老师首先提出了一个正题,告诉我们国家主义必然被消减;王老师接着提出了一个反题,就是消减此种观念的社会的支配性力量在哪里?张老师提出一个合题:我们要追求民主、自由和法治,但这些观念性的存在实际上是在一种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蕴涵的一种现实生活中的规范性力量,不是靠人为制造出来的,它是在一个社会中演化出来的。下面的时间留给同学们自由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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