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也拒绝了社会契约论，倡导三民主义。我们现行的国家观倡导人民主权，但决不是从社会契约观推导出来的，你可以看我们的文件、看我们的
宪法，我们的人民主权来自儒家思想。民是水，君是舟，人民是我们党依靠的对象，人民主权是在儒家的语境下提出来的。在人民和君之间，人民需要一个圣人，而圣人需要一个统治的对象。在我们现行的语境下，我们党需要被领导者，而人民也需要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从儒家语境下推导出的人民主权恰好可以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的学者肯定是希望人民主权是从社会契约论推导出来的，但是我们官方的人民主权，写在
宪法里面的人民主权绝对不是从这里来的。我们承认
宪法是人民的契约吗？是人民和谁的契约？是人民和党的契约吗？肯定不是的。共和国是党领导人民建立起来的，人民就是水，党是开船的人。所以，我认为咱们现在的国家观还是拒绝了社会契约论的。这一点，严复在他的《政治讲义》中讲的很清楚。因为从社会契约论推导出来的国家观不能为国家的富强提供一个合理的依据和解释。而进化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处于一个低于西方的阶段，但是通过人们的努力、通过学习西方，我们可以赶上他们。所以，进化论提供了一个进步的途径。关于进化论和进步途径之间的关系，相关资料有很多，大家可以下去看一下。
我想提醒在座的各位，我不反对研究西学，但是在研究西学的时候，应该像严复一样。不要事先假设国家的领导人完全不懂西学，需要我们给他们启蒙，他们才知道西方的先进。事实上他们很了解西方。拒绝西方理论的人恰恰是最懂西方理论的人。为什么他们拒绝了西方的理论呢？有人会用比较简单的词语来对此界定：独裁、专制。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做什么解释了，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第三个问题，近代国家观的形成。我简单讲一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严复的《天演论》，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下从进化论到人类社会的进化论主义的转换。第一，据我所掌握的材料，慈禧太后是读过《天演论》的。她为什么要进行立宪改革，就是因为她也接受了严复的观点。但她没有接受社会契约论，她对洛克和卢梭不感兴趣，她只对达尔文感兴趣。《天演论》是奠定中国进化论和进步主义国家观的一部奠基之作。第二，中国现在的国家观还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与时俱进、发展是硬道理等等，这都是进化论和进步主义国家观给我们提供的看法。第三，进步中的困境。当初严复之所以同意立宪，建立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政治形态，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团结、才能合群。他的目的和西方的学者不同。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困境——如果不是为了团结，而是为了人民的自由，我们是否应该建立一个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国家观。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又能够得到多少人的认同呢？从严复那个时代算起，我们的社会转型都已经转了一百多年了，但我们的国家观依然没变。不论我们把现在的国家观称之为党国国家观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观或者进步主义国家观，但其本质仍然没变。我不是一个退化主义者，我也不是一个社会契约论者，但是我认为应该回头看看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考虑一下中国近代国家观的形成为什么和西方国家不同。
主持人：王老师刚才的短短的讲演，我觉得实际上开放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观念和语词之间可能有一种深深的裂缝，同样一个语词背后，可能它的支配性观念完全不同。要探究这样一种观念的不同，这实际上已经进入到知识社会学的领域。刚才王老师也说了，他不太喜欢现在这种病理学的人多于生理学的人的现象，那么我想接下来的这位老师，张老师，他既不是一位生理学家也不是一位病理学家，从某种意义上，他既是一个放大镜，又是一把手术刀。放大镜是放大政府运行过程中的弊端；而手术刀则是怀着一种情怀希望能够解剖出良善。那么，这样一种双重角色，使他既像一位斗士又像一位谋士，既要为万事开太平，又要为此事做出一个批判式的解答。那么现在呢，我想请张老师从政治理性这样一个角度，对中国现在的社会转型期的政府角色问题，进行一个演讲。有请张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