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中国法官群体和律师群体的现状。尽管法官撰写的文章常常忘记中国法官全体的现状，动辄批评律师队伍如何如何[5] ，并且《新民晚报》也可以刊登漫画，毫无根据地讽刺：“我现在不当厨师了，自行车也不修了，当律师啦！”[6] 。但是，总体上来说，中国律师各方面素质，包括业务素质在内，均高于充当裁判他们正确是否法官。“漫画事件”后，时任上海律师协会会长的朱洪超律师就提供资料说明律师的素质究竟怎样[7] ；此外，优秀的法官改行当律师比比皆是，而相反的情况是，即便是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从北京律师当中招考高级法官，也只落下三人外地律师报名的凄凉[8] 。律师与法官素质的倒挂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这种倒挂在现行的制度下难以改变。很难想象随便找一个党政干部就可以摇身一变充当“资深律师”，但即便是1998年初换界后新上任的16位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当中，竟有一般是没有学过法律的[9] 。
如果说法官不懂法已经使中国司法权的运行令人胆颤心惊的话，那么，办案懂法也不用、有法也不依则更是雪上加霜。根据学者研究，至少是在基层法院，法官宁可冒违法的风险，也要办出原告诉请“断绝母子关系”，而法官则深谙“乡土中国”，建议其离婚这类“超越法律”（overcoming law）案件[10] 。
在上述背景下，律师与法官的关系又一次被扭曲：法庭之上法官不会听律师的意见（“你说你的，我判我的”应是律师耳熟能详的话语，司法不独立不等于司法不专横），或懒得听律师的意见[11] ，或根本就没有听懂律师的意见。而律师受当事人委托，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也好，企图在诉讼博奕中取胜也罢，只好寻求庭外的、诉讼程序上没有的表达机会；而这种表达恰恰可能暗合法官权力寻租的心愿。与此同时，尽管律师利用法官或利用能够影响法官的人（准确地说是他们的权力），但内心里律师对法官很难真正尊重得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单方面要求律师尊重本来并不存在、或少见得很的“法官权威”，实在是一件比观看“皇帝的新衣”并赞美它如何华美还要为难的事。
至于某个具体法官素质或律师素质的低下，同样是由于司法用人制度造成的，即便“舞女法官”王爱茹或“三盲院长”（文盲法盲加流氓）姚晓红[12]这类个体怪胎的出现，其实也是司法用人制度的产物。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鉴于中国司法权的运行现状、中国法院现状和中国法官群体和律师群体的现状，法官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并非“忠心不二”，而是无法回避的“一仆多主”：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党委、人大、检察、行政部门等等；律师只在法庭上依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法律意见，往往根本不能达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要求与目标，甚至是误了当事人的身家性命。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就因法官、律师与法律关系复杂而演化得错综复杂，有关律师与法官关系上的失范就成了上述现实的一种符合逻辑的、必然的结果，一种令人沮丧而辛酸的“存在即合理”。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当中所禁止的不当关系，可能只是这种复杂关系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并且，该“若干规定”只禁止了失范的关系，而丝毫没有禁止或触及造就这种关系的制度与现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