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的改革史是财产权关系的调整史，二十多年的修宪史是财产权概念的正名史，二十多年的宪政史是财产权和自由的成长史。[33]上述界说使人能够清楚认识82
宪法制定以来的修宪历程。第一修正案确立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和资本权；当然，这些权利的行使要受国家的“引导、监督和管理。”第二修正案确立个人对土地的占有权、收益权、经营权和有限的资本权。第六修正案确立农民对农村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第七修正案确立国家的财产权制度的总原则，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实际上赋予自然人和法人对财产的经营权和有限的资本权；第八和第九修正案分别确立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经营权。99年的修宪，更强化前述的原则。2004年的修宪则确立对财产的安全权，全面正式宣告要保障私有财产权。虽然修宪者说，这次修宪的第一点考虑是：“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都给予保护，保护范围既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34]但是，事实上，对生产资料的权利的保护，在第一次修宪时就已经开始。
（二）财产权、效率和自由
虽然对公民的财产权的保护，早就开始，已有很大发展，但是，这次修宪仍然有很重要的意涵，最突出的方面就是，由共产党控制且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
宪法的修正案，坦率而大方地宣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就文本而言，与82
宪法比较，2004年修正案实现了无偿征收（用）到有偿征收（用）的
宪法转向。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第1条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地实行没收。”和七十多年前比较，第20和22修正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财产权意识形态的彻底转向。
修宪者在谈修宪原因时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生产资料，群众对用法律保护自己的财产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35]在建国后的近三十年里，主权者都认为，私财产权是一定要革命掉的资本主义，消灭它是群众要求；82
宪法颁布后的二十多年里，
宪法修正案逐渐引入私财产权，主要理由是生产力和效率的需要；现在的主权者则认为，群众迫切要求保护私财产权。私财产权何德何能，竟使群众觉着不可离开它？另外，
宪法修正案规定保护“合法”的私财产权，立法机关又以何为据来定夺呢？这些都涉及到私财产权的伦理或自然基础。
关于私财产权的最常见的论证是结果主义：当资源处于私财产权制度下时，人民普遍会更富裕。与共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相比，在私财产权制度下，资源将被更明智地使用，被用来满足更多元的目的，人民从特定资源上获取的收益也会增多。如果每个人都有权使用某块土地，那么就没人有动机来耕作和种植这块地，没人有动机来确保该土地免受过度使用。私财产权的基本功能是引导行为动机，实现外在效应的内在化，提高资源的使用率。结果主义的论证，支持私财产权制度，它在资源使用方面塑造着负责和节制的品德，它还和自由市场制度密切相关。在复杂的社会里，特定资源要被分配给特定的生产过程，这方面有无数的决策要做出。要让中央机关就资源分配做出有效决策，要它来监督整体的经济运行，这是不可能的事。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已经导致经济的瘫痪、低效和浪费。在市场经济里，每个主体都追求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类似的决策由成千上万的分散的主体依照价格信号来做出，可避免上述的困境。二十年来的关于财产权的制度改革和修宪，都在这种理念下展开。
这种积极论证曾俘虏八十年代的中国思维，九十年代后的民生痛苦使这种论证受到怀疑。其一，官方和开发商以发展经济为名，大肆侵犯和剥夺公民（包括农民和市民）的房地权，这表明，对财产权来说，以生产力和效率为中心的结果主义论证是双刃剑，它既可被用来确立私财产权，也可被用来侵犯和剥夺它；马克思就基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来主张废除私财产权；这里的逻辑的微妙，虽然有待进一步的阐发，但事实已经揭示其中的因果。其二，面对各种结果主义论证，都应该谨慎小心。在多数私财产权体制下，都存在一无所有或一贫如洗的完全受摆布的人。当结果主义者说 “在私财产权制度下，‘人民普遍’会更富裕”时，一定要警惕：哪些人？多数？或小部分以别人的痛苦赤贫为代价而富裕的人？ 近来中国的发展，显然是：越来越少的人富裕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贫穷下去。结果主义者若不能证明，私财产权制度将使每个人都富裕，它的说服力就必定要受到限制。
在结果主义之外，还存在很多种对私财产权的论证。其一是基于先占或先劳动的论证。行动者通过先占或先劳动行为而拥有某种无主物，没有损害其他人；他的行为还把本来的无用物创造成有用物；他通过行为把自己的意志注入自然物中，和物产生密不可分的精神的关联，物也因此而成为其人格的构成部分。对因先占或先劳动而获取的物的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是连动物都有的心理本能。狗先捡到的骨头是它的财产，你敢去抢，它必定狂吠抗议。
其二是基于人的自我伦理发展的论证。财产权协助人格超越主观阶段，赋予个人自由的纯粹理念以定在，培育人的道德责任感。其三是基于自由的论证。财产权本身就是自由权，权利主体可自由使用其财产。财产权公私的边界，给每个私人或私组织的活动领域树立围墙。在圈内，权利主体有较大的自由。在圈外，权利人就必须表明其行为的正当理由，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在圈内，他是主人，国家必须表明其行为的正当理由，并作出合理的安排。财产权还起到转移举证责任的功能：若所有者要走到圈外，他就该服举证责任；若政府要进入圈内，它就该承担举证责任，它必须证明权利主体的行为是不应该的。财产权即使不是自然权利，也应该是社会审慎的建构。如果这种制度不存在，那么就有必要创造它，以成就理想的社会。就积极方面而言，通过划圈（在圈内，大多数人都要服从权利人），财产权维护个人的独立及尊严和社会的多元。在此，权利主体的奇思异想、朝三暮四、非理性和“反社会”的行为，都受到法的保护。在私财产权受保障的社会里，大量的私主体有智识和政治生产的工具。持不同政见者，如果想传播他的观念，就可和其他的私主体交涉，只要他能支付对价，后者就可替他效劳。然而，在公有制下，政府控制一切，这些不同政见者除搞地下工作外，便无其他选择。这里的基于自我发展和自由的论证，既是确立财产权的论证，又是确立分配正义的论证，因为，政府不能只让一部分人自由，不能只让一部分人自我发展，它应该平等地关怀和尊重每个公民。
以上的论说，揭示出政府和群众要求保护私财产权的根据；但是，这些论证也表明，纯粹的私财产权也可能是压迫的力量。任何的私财产权制度的建构都不可能单纯依据一家之言，而应谋求各种价值间的平衡。对那些因单纯私财产权制度而在社会里处于极不利地位者，政府就必须实施分配正义，给予适当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