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的这一要求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我也没注意到其间有什么取消该要求的报道，按理说，各级人民法院应该努力贯彻最高院的这一指示才是，但为何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的法官却依然“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呢？难道该院没有组织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吗？要是没有，那么，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这次冒然接受记者采访，可真是“犯规”了。
但是，单纯的我还是宁愿相信这家法院认真对待了最高院的“不得擅自接受记者采访”的要求，并且我也权当那位“刘姓法官”在接受采访时已经得到了批准。果真如此的话，我的疑问就更大了：面对媒体，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为何不能理直气壮？
先来分析一下“刘姓法官”是如何不理直气壮的。他对记者说“李向媒体反映的情况中，有些是不准确的，不符合事实”。这里的“李”不是别人，就是说的我李绍章。对此，我不禁要问：我向媒体反映的情况中，到底那些是不准确的？那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这种简单的结论性描述，应该有相应的事实论据作为支撑。如果不能说出个道道来，那就是武断的，也是无端的。如果真要发现我反映的情况“不准确”、“不符合事实”，那么，请这位脱口法官在媒体面前，理直气壮地对我进行批评，做到有理有据、有凭有证。否则，就不要胡编乱造、随意脱口。这么做，不仅忽悠了负责的记者，而且还欺骗了善良的读者。
报道说“目前法院方面正在研究此案，不方便向媒体透露详情”。对此，作为起诉人的我，有这样几个疑问：疑问一是，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究竟要“研究”到何时？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
112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可见，
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就起诉的“研究”期限，只给了七天。严格说来，在这个期限内，要是仍然“研究”不出来，就是一种典型的违法行为，是对
民事诉讼法的公然违反，更是对公民诉权的典型侵犯！而截至今日，离我们的最初的起诉时间已经过去了7个“7日”了！既然已经严重超时，并且木已成舟，而这位法官还告诉媒体说“正在研究”，那么，我不禁要问：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所说的“正在研究”，何时是一个尽头？能不能理直气壮地告诉记者你们为什么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正在研究”？能不能理直气壮地告诉记者你们大概何时能完成这项“研究”？能不能理直气壮地告诉记者你们“正在研究”了些什么？能不能理直气壮地告诉记者你们到底有没有“正在研究”？
疑问二是，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早在第一个7日截止之日就电话告知我们，本案表面上看是一起铁路客运合同纠纷，但实质上是一个铁路客运定价问题，法院无权处理，并建议我们去“国家计划委员会”去反映解决。当我们问起凭什么作出这样的告知时，法院答复说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
111条第（三）项的规定，即“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当我们追问这一条中的“依照法律规定”究竟依照什么法律规定时，一开始得到的答复是“你是大学教师，应该知道根据什么法律规定”，在我反驳说“在本案中我们是起诉人，不是大学教师，法院既然告知，就义务告知明确”时，得到的答复又是“你有空来法院，我会告诉你的”，对此，我当即反驳“假如没空的话，法院就不予告知了吗？”、“法院不能以起诉人是否有空来决定是否告知”，但是，法官还是固执己见，答复说要帮我查一下，并且坚持认为我何时有空何时告诉我。天哪，弄了半天，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在告知我们之前，竟然连依照的什么法律规定都没搞清楚！不仅法律依据没告知清楚，就连申请解决的部门也告知错误，因为法官所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部门名称早就改变了，现在的名称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见，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不仅没有告知法律依据，也没有告知清楚申请解决的部门。让我们感到十分意外与惊诧的是，作为人民法院，竟然在没有找到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就冒然告知起诉人，且连告知申请解决的部门名称都无法做到正确告知，这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对此，在与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的电话通话中，为了更好地行使
宪法赋予的公民对法院的监督权，我都采取了录音保全措施，长达半个小时的通话，记载了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的那段不折不扣的“忽悠功夫”。届时我将会全面、真实地向全社会展示，以进一步行使我作为公民对法院的监督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