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建议，我犹豫不决，甚至多少有点儿“心有余悸”。一是我多年来浪迹海外，远离学界，改学电脑，几番磨炼，已混成“资深电脑工程师”。几篇
宪法案例习作，的确只是自我解惑的游戏之作，难登法律殿堂。由非法律专业出身的“业余和尚”出场，会不会把美国宪政法治的真经给念歪了？二是我们有过一次失败的合作经历，刻骨铭心，不堪回首。那是1985年，承蒙任职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世界历史所吴恩远学长（现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党委书记）器重，约请我和东来参加“80年代后半期国际战略形势”调研报告的写作。由我起草中苏关系部分，东来撰写中美关系部分，总稿由国际问题权威宦乡老先生亲自润色把关，汇总摘要上呈中共中央书记处。
实话告诉您，这个调研报告被我们几个“初生牛犊”写“砸锅”了。我们的“战略预测”谨小慎微，寥有创意，预料在“可以预料的将来”，1945年雅尔塔会议所形成的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将基本维持。可是，做梦都没想到，80年代末期风云变幻，地覆天翻，戈尔巴乔夫访华轰动全球、“六四”风波震惊中外、中美关系急剧逆转、柏林墙轰然倒塌、东欧阵营烟消灰散、苏联帝国土崩瓦解。转瞬之间，雅尔塔格局竟沦为历史残垣断壁！这些天崩地裂般的重大事件，在我们的调研报告之中，竟然连半个影子都找不到。这丢人可真是丢到家了！
或许我们过分自责，太把自个儿当回事儿了。多年后，东来曾对我谈及，面对这番巨变，美国的“克里姆林宫”专家也不得不痛苦地哀叹：“错了，我们全错了”。近半个世纪来，美国政府和各大财团、基金会耗费巨资，美国学术界历经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建立和培养了几十家思想库和成百上千个智囊，却几乎没有一个预料到冷战会这么早结束、苏联会这么快自我解体。1980年出版讨论美苏关系的名著《真正的战争》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特意在扉页上题签：“献给我们的孙辈”（To Our Grandchildren）。信不信由你，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所谓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学科，“瞎忽悠”的成分甚大，距“学术”或“科学”相距远矣，不宜过分当真。
话又说回来，国际战略研究领域确有高人。原哈佛大学教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莫伊尼汉（Daniel P. Moynihan）多年来就一再强调：苏联帝国处于危险的内外交困之中；它即将分崩离析，并且将按照民族界限四分五裂，整个世界将随之震动。值得注意的是，莫伊尼汉的学术专长并非国际政治，而是美国政治，特别是族裔政治（Ethnic Politics）。5 正是基于对族裔和民族问题的高度敏感和精湛研究，他不断呼吁和强调：苏联帝国的解体已是一个日益迫近的现实！由此可见，外交战略领域中极具创意的远见卓识，其功夫往往在外交之外。
由此，东来劝我不必多虑，此次携手合作前途光明，不可能“重蹈覆辙”。我们最后商定，不写那种高头讲章、繁琐考证的枯燥学术，不写那种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通俗演义，不写那种本质上容不得个性创见、却要愣装高瞻远瞩的“御用奏折”；而是另辟蹊径，用国内流行的“以案说法”的“讲故事”形式，深入浅出，力求独树一帜，熔学术著述的准确深刻和通俗读物的流畅生动于一体。为此，我们决定在写作中，避免过多的法律概念和空洞的法理论证，注重从历史渊源、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制度背景等更为宽阔宏大的视角讨论美国宪政历程，并充分调动三位“业余和尚”（另一位是美国史专业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白雪峰）在美国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或社会经历和生活体验，走一条“功夫在法律之外”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