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个美国法院在其判例中列举出适用公共政策的明确标准，但是通过一系列判例，也确立了在哪些情况下应适用公共政策拒绝执行外国判决，哪些情况下应该适用公共政策原则。具体得说，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适用外国法的情况主要有：
第一，带有刑事惩罚性质的判决。在菲律宾诉威斯丁豪斯电器公司案（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v.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中，新泽西地方法院认为菲律宾法院判决中超出了对原告损害的赔偿，明显带有刑事惩罚性质，不应执行。〔21〕这与刑事案件的判决一般得不到域外执行的道理相似。
第二，原告的不当行为引起的被告赔偿判决。这类判决在美国比较常见，比如在杰夫诉斯诺案（Jaffe v. Snow）中，由于原告在保释期内违反保释规定以致受到了被告的侵害，法院拒绝执行加拿大法院的要求被告赔偿的判决，认为是原告自己的过错导致了该侵害〔22〕，法院这样做是害怕执行这类判决就等于是承认了原告先前的行为合法的，从而构成对美国司法信仰的一种挑战。
第三，诽谤案的判决。在外国诽谤案的判决依据的标准与美国公共政策相违背时，美国就会援用公共政策例外条款拒绝执行该类判决，比如美国就曾拒绝执行一个英国法院的诽谤案判决，因为在英国，即使被告的言论是完全真实，披露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疏忽责任，也必须承担责任，而美国认为这样的判决是侵犯了被告的
宪法权利，即自由言论权，从而不予执行〔23〕。
从上面的判例可见，美国对公共政策在拒绝执行外国判决中的运用非常之谨慎，还有大量的判例中美国法院拒绝了被告要求法院援用公共政策，比如执行归还赌债的判决〔24〕，执行外国法院先予执行的判决〔25〕等，虽然这些判决的内容在执行地法律并无规定，甚至是做了相反的规定，但美国法院认为执行这些判决不至于损害公共政策，依然给予这些判决在美国的执行力。
（三）欧盟的规定
法律的统一是欧洲实现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早在196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于布鲁塞尔制订了《民商事司法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该公约第27条规定，缔约国有权拒绝承认外国判决如果承认该判决违反该国的公共秩序。1988年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又以布鲁塞尔公约为蓝本，在卢加诺制订了一项新的《民商事司法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并在公共秩序上作出了同样的规定。根据布鲁塞尔公约的第三议定书的规定，对该公约的解释权在欧洲法院。同美国法院的做法一致，欧洲法院在公共秩序在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的运用也进行了狭义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其适用的范围较美国更加狭窄，因为现有的司法实践表明，通常只有在判决违反了布鲁塞尔公约的正面规定，才以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执行。比如，布鲁塞尔公约第27条第2款规定，缺席判决如果没有经过对被告的适当通知，则不予执行。德国法院就曾以荷兰法院对被告未尽合理通知义务就作出的判决违反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执行该判决。〔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