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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行为具有单边性；
2、性行为具有非合意性。
米国的“不欢迎说”，欧盟的“非自愿说”，都标明性骚扰违背了合意交往的原则，抵触了合意主义这一社会大“礼”。如果男女双方遵从合意主义的礼数，两相情愿的性行为，或者性有关的行为，就不是“性骚扰”。
中国重庆地方法院在审理“女教师诉校长性骚扰案”中，否定校长“性色彩短信”构成性骚扰，理由之一是女教师有不断回复“性色彩短信”的行为。虽然校长“性色彩短信”是单边行为，但是女教师的回复，构成了一种性交往中的合作关系。中国法院的审判实践，确立的是性骚扰的排除学说――“合作说”。合作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关系，合作主义模式下的政治，是现代和谐社会的有机部件。在性活动的合作关系项之下，性有关行为的受体，逾越了非议与反抗的壕沟，直接和原始的性调戏方建立了合作关系。合作关系的存在，直接否定了性交往中的对立性质，形成了局部的和谐社会关系。
除上述学说以外，还有“反抗说”。『中国评论』一篇文章题目叫“有了骚扰你就喊！”这是讲反抗证明骚扰的存在。清华大学在台湾的访问学者非礼台湾女生，遇女生哭闹，属于“反抗说”的案例。
无论是“不欢迎说”、“非自愿说”、还是“反抗说”、“合作说”，都标明“非合意”是非礼的辨识要素。
三
在合意主义盛行的现代，合意是一种实践过程。在两性世界，性合意的过程，是模着石头过河。1980年代，有一男访一女，男触女，女曰：“放尊重一点！”――这符合米国关于性骚扰的“不欢迎说”。但是，若男不触女，岂知“欢迎”还是“不欢迎”。
笼统的“不欢迎说”、“非自愿说”、还是“反抗说”、“合作说”，将人类的性行为和性有关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投机行为，一种赌博。这就是说，单方的性行为或与性有关的行为，如果得到“欢迎”、“愿意”、“合作”，该行为就不是性骚扰，不是非礼，是合法的；而如果得到“不欢迎”、“不情愿”、“不合作”或者“反抗”，他的行为就是性骚扰，就是非礼，就是非法。这就将“运气”，作为了法律的标准。由于人是一种思想变化快速的动物，单方行为的反应，并不能要求被预期，也无法精确预期。
社会合意是需要试验的行为。将人类试验性行为 直接定性为非礼，或性骚扰，并不科学。法律不应惩罚试验行为，应当惩罚的是通过合意试验行为，证明“不欢迎”、“非自愿”、“有反抗”、“不合作”的后继行为。 非合意的性行为，构成非礼；然而，性交往中的合理的合意试验行为，应当排除。法律应当容许人民群众试验性的交往。法律不应当惩罚合意试验行为，不能假设公民是先知先觉的社会主体，需要将公民还原为有限理性的社会主体；不能将两性关系，演变为赌博关系――将胜方行为合法化，将败方行为非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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