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法社会学散论-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可持续发展的“代内平等”与“代际平等”要求，具体涉及到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社会问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等方面，是一种多角度的、立体化的发展要求,具有系统论的内涵，它不是对经济增长的否定，而是扬弃，其着眼点是全人类的持续、协调、有序、健康发展，其实现途径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控制人口、防止灾害等等。[32]显然，这一新的发展观的实践运作必然推动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变革，进而给法律带来强烈的冲击。法的调整范围从原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法的正义价值从个体的比较正义推演成为社会正义，从当代人的权利和利益过渡到现代与未来各世代的权利和利益；[33]法的秩序界域从要求人类社会的井然有序延伸到自然界的有序；法的自由赋予受到了自然承载力限制，法的效益算度计入了自然成本衡量；环境资源保护、和谐共处责任相关“定律”将重重地影响着法律部门、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律意识的筑建。[34]如此等等，法律制度始终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精心设计，既满足个体人的权利宽限，也保障整体的生态自然权，从而在人与自然、今人与后人之间架构起法律规制的高度契合，此为，谓之“生态法律观”。
　　“生态法制”的兴起，让现代“法治”早已超越“人本中心”的视界，兼容人与自然于一体。即便如此，还是必须指出，在国人“权利”尚欠的今天，“以人类为根本、以人类的幸福为目的”[35]的“权利法律观”仍万万不能缺。这个意义上讲，可持续发展法律观的构建实则需要“权利法律观”与“生态法律观”的优化嫁接。
　　[注释]
　　
【参考文献】[1] 查鑫：《中国发展之路:“大干快上”到“科学发展观”》， http://news.sohu.com/20040926/n222251384.shtml/。 [2]钱伯华：《以人为本的基本着力点》,人民日报, 2004年8月12日。 [3]王伟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哲学分析》,人民日报，2004年5月31日。 [4][法]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M]，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5]谭剑等，《关于“嘉禾事件”的反思（四篇）》，《新华文摘》，[J]，2004年17期，第45—50页。 [6][27]朱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http://www.china-review.com/fwsq/ xyl.asp 。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179页。 [8] 夏业良：《制度性变革的预期选择及其延滞效应》， http://www.china-review.com/fwsq/xyl.asp/。 [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276页。 [10] [英]戴雪：《英宪精义》，[M]，英文版第10版，第202-203页。 [11]哈耶克著，滕维藻等译，《通往奴役的道路》，[M]，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3-74页。 [12] [苏]B.T阿纳西耶夫著，贾泽林译：《系统与社会》，[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269-279页. [13]沈曙虹：《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及其现实影响》，http://www.njjks.com/html/。 [14]仲越海：《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http://www.17net.net/Article/。 [15][20]参见韩世强：《资源再造：法治与德治及“第三力”》，[J]，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3期，第72-75页。 [16]谢晖、徐显明：《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转引谢晖《法的思辨与实证》，[M]，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261页。 [17]张曙光：《走向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市场、政府和道德》，http://www.china-review.com//zxscjjdzdjg.htm&luntantitl//。 [18] 沈宗灵：《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19] 朱苏力:《把道德放在社会生活的合适位置》, 转引《阅读秩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21]“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s their needs.” G. Brundtland, Our Common Future: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1987. [22] 张文显等，《法制与可持续发展的法哲学分析》，转引《法理学论从》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20页。 [23] [34] 参见陈泉生：《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转引张文显、李步云：《法理学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6---67页。 [24] 参见谢晖：《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转引《法的思辨与实证》，[M]，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334页。 [25]徐显明：《论“法治”构成要件》，《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37页。 [26] 参见姚建宗：《反省意识与法治启蒙——关于刘涌案件的各种争论的一个透视》，http://www.law-walker.net/detail/。 [28] 参见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9页。 [29] 参见谢晖：《大小传统间的沟通理性》，转引《法的思辨与实证》，[M]，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96--311页。 [30]参见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156页。 [31]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32] 参见周珂：《生态环境法论》，[M]，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2页。 [33]Edith Brown Weiss, The Planetary Trust: Conserv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Ecology Law Quarterly, 11, pp. 495--581. [35] 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0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