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是制度的灵魂，是制度得以产生和运转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在我看来，凡人类经阅之法律观，大致有三类：一是传统型权力法律观；二是近现代型权利法律观；三是（后）现代型生态法律观。[23]
　　传统中国社会由于权利观念的极端贫乏和狂热的皇权崇拜，权力本位和义务本位成为法律文化内容的两项核心。于是，权大于法，法律服从于权力的观念逻辑从思想到实践自然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谓之“权力法律观”。谢晖先生在《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一文中提出：当代中国权力缺席之因由是“国家主义法律观”、“暴力主义法律观”、“管理主义法律观”之结果。[24]实质而言，“国家主义”、“暴力主义”和“管理主义”显属于典型的权力法律观。权力法律观的利弊得失大有人论之，本文勿庸多言。值得肯定的是，受市场经济内生力、西方法治思想、权利意识等因素影响，权力法律观在遭世人诟诘后不得不走向最终的宿命。
　　权利法律观，其来历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西欧的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再到现代美国的庞德，一路摧毁柏拉图鼓吹的“哲学王”，把法治大厦经营得风雨不动、深入人心。法治的精髓就是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人权，正如徐显明先生所言：“法治意味着权利制度受到保障和社会自由原则的确立。权利的保障制度开始形成于法律对权利的宣告。权利告示的法治原理在于：法律每宣告公民的一项权利，就等于同时宣告了国家权力的禁区。”[25]近代中国社会始入“法治的观念启蒙”，[26]接下就是该如何让权利法律观发扬光大起来。虽然此类论说时下已经响彻大江南北、牵动国人心悬，但还是必须指出，对权利构建相关理论的研究，不能动不动就来个彻底西化的“三权分离”。要知道，“即使一个总体上说来是有用、有益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不存在只有好处没有缺点的制度。”[27]因此，注重国情的多维视野才是法学家们的现实着眼点，颇有启发意义的比如：朱苏力先生提出的“国家立法兼容‘地方知识’的法律多元”[28]；谢晖先生提出的“实现国家‘大传统’与民间‘小传统’的融通”[29]等。
　　几乎与此同时，对于国人来说，“权利法律观”之“翅”还羽翼未丰，生态法律观之“膀”却又不得不跚跚而来，这大概就是半世纪来“经济先行”路数下快进“现代化”的结果。近年来大规模的植被破坏、资源的过度开发、能源的无限消耗、不节制的都市化进程、废弃毒物的超量排放等等，将人类推向资源枯竭、潜力丧尽的增长极限。于此，人与自然共存共进的思想迅速得到警醒，难堪的社会场景不断对先前发展模式提出质疑，思想者们也卷入了对这种发展理念进行扬弃和更新的事业中。[30]这一前提下，中国政府偕同全球步伐制定了国情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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