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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代内平等”与“代际平等”要求，具体涉及到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社会问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等方面，是一种多角度的、立体化的发展要求,具有系统论的内涵，它不是对经济增长的否定，而是扬弃，其着眼点是全人类的持续、协调、有序、健康发展，其实现途径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控制人口、防止灾害等等。[32]显然，这一新的发展观的实践运作必然推动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变革，进而给法律带来强烈的冲击。法的调整范围从原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法的正义价值从个体的比较正义推演成为社会正义，从当代人的权利和利益过渡到现代与未来各世代的权利和利益；[33]法的秩序界域从要求人类社会的井然有序延伸到自然界的有序；法的自由赋予受到了自然承载力限制，法的效益算度计入了自然成本衡量； 环境资源保护、和谐共处责任相关“定律”将重重地影响着法律部门、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律意识的筑建。[34]如此等等，法律制度始终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精心设计，既满足个体人的权利宽限，也保障整体的生态自然权，从而在人与自然、今人与后人之间架构起法律规制的高度契合，此为，谓之“生态法律观”。
“生态法制”的兴起，让现代“法治”早已超越“人本中心”的视界，兼容人与自然于一体。即便如此，还是必须指出，在国人“权利”尚欠的今天，“以人类为根本、以人类的幸福为目的”[35]的“权利法律观”仍万万不能缺。这个意义上讲，可持续发展法律观的构建实则需要“权利法律观”与“生态法律观”的优化嫁接。
【参考文献】[1] 查鑫：《中国发展之路:“大干快上”到“科学发展观”》， http://news.sohu.com/20040926/n222251384.shtml/。
[2]钱伯华：《以人为本的基本着力点》,人民日报, 2004年8月12日。
[3]王伟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哲学分析》,人民日报，2004年5月31日。
[4][法]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M]，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5]谭剑等，《 关于“嘉禾事件”的反思（四篇）》，《新华文摘》，[J]，2004年17期，第45—50页。
[6][27]朱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http://www.china-review.com/fwsq/ xyl.asp 。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179页。
[8] 夏 业 良：《制度性变革的预期选择及其延滞效应》， http://www.china-review.com/fwsq/xy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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