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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基于以上所引的L对自己一派与王工的动机类型区分，可以说第一种类型化是以文革集体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来定义Z厂的集体行动者的动机。以王工为代表的一种声音即是这种类型的体现。如前所述，在Z市这样一个特定的地方，仍然存在着认可这种行动动机符号类型的相应规范、地方风俗和社会预期。
另一种同样是主流的行动动机符号，则可以称为“职工合法权利”类型。这种“职工合法权利”类型，也是有着相应的地方规范和社会预期。这一类型以后来的工会主席L为代表，也可以称为“与时俱进”派。
按前一种动机符号类型化定义，Z厂行动者对行动过程的构想是实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相应的行为亦显得激进。例如，在2000年6月初主张采取单方面的“收厂收权”行动，并以少数职代会成员决定（仅有6人参加的会议中4人赞成）来付诸实施。从Z厂个案来看，这种自我类型化所诱导出的与政府方面的互动，是地方当局因恐惧文革式“夺权”蔓延[50]，而将其行动定性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并对行动积极分子实行逮捕。
而按“职工合法权利”类型化其行动动机和过程，则是从实用策略构想行动。例如，较多使用符合于当下地方法规的语言，行动争取的目标也基本锁定在与F公司“脱钩”，并就此目标寻求与政府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
但是，在使用话语和意识形态方面差别很大的两派，对于使用职代会为其合法行动渠道和集体表征则没有分歧[51].因此，我们可以将第一种动机符号类型化称为：“文革话语/职代会决定”。而第二种类型化可以称为：“职工合法权利/职代会决定”。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在2000年6月至8月的“八八”事件期间，王工为代表的一派的声音虽然比较响亮并主导集体行动，但随着王的被拘捕和后来成为工会主席的L及其类型的所谓“第二梯队”成为主导，与政府对话和合作的可能和机会又再次出现[52].
Z厂“家园”：一个共识性的动机符号类型
从反兼并开始，Z厂职工就将“保护国有资产”与护卫“家园”当作同一件事情。也可以说，他们的“保护国有资产”也是在保卫自己作为居民和所有者自然拥有的那一份共同体财产。他们是用“家园”这一符号，表达出他们对Z厂资产的类似于“生存权利”那样的自然权利。从他们的角度来看，Z厂的土地便是与生存与否攸关的资产。
1999年10月7日，王工和另一名职工代表联名，称代表Z厂四百名职工，给市长写了一封求助信。这封信的一些段落充分表露了王工等人对于Z厂资产的“想象所有”[53].以下是这封信的有关片断。
“我厂上千名职工中，曾有19个人为这块资产献出了宝贵生命和青春热血。我们的财产并不算多，但却是Z厂职工世代日夜用生命与汗水热血积累起来的。我们与这块土地的一草一木有血肉的联系感情。”[54]
王工和他的同伴想用以上的话语来打动市长。他们所表达的对Z厂的感情和“所有”，与一个农民对自己村庄的土地的感情和所有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在使用“家园”一词时，并非要将“Z厂职工”看作一个“集体”的整体。相反，“Z厂职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边界灵活的和情景性的群体。它的内部一直存在多种矛盾和派别，其情形就象一个社区内部存在矛盾和派别一样。但是，Z厂职工内部的不同群体划分是与呆板的“阶级”划分不同的。这里的分别，当然有沿着“工人/管理”这样的二分界限。例如，“职工”与F公司及其任用的分公司管理人员的区别。但是，当“Z厂职工”将投靠F公司的原Z厂领导人称为“腐败分子”时，也将原Z厂领导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一些人划为“我厂职工”。他们包括象20世纪80年代的厂长[55]和被外电称为“工运领袖”的王工等人。无论如何，这说明很难用“工人阶级”界限来对“Z厂职工”进行分类。
从以下这段访谈录中也可以看出，Z厂职工的资产-土地享有感。被访问者是Z厂一个车间工会主席：
“关键是F公司想卖地，他想卖地。不见得现在来说，现在你们说是跟着F公司，就是现在来说，被兼并使用的那些人，都跟他们一心。还有些不一心的人，哦，你把地卖了，那我以后生存咋办？再说我跟着你，是你给我发了工资了。我是没有办法，但是心里还是说，想着我还在依靠厂，父母都在这个厂，我也在这个厂。我要为长远考虑，所以说我这个财产不能让F公司给我再卷走。”[56]
她在这里谈到的是1999年Z厂职工得到消息说，F公司要派人去土地局取走Z厂的土地证的事。她谈到被F公司聘用（指那些进入公司管理层的）的原Z厂人中，也有“身在曹营心在汉”者。被访者对这类人心态的理解是：其一，我虽然能从F公司挣一份工资，但是我的生存最终还得靠Z厂的土地；其二，这些人的父母都在Z厂。因此，这种关于Z厂职工对自己与Z厂关系的解释，很像农民对于自己耕种的土地和所属村落社区的关系的情景。除此之外，如前所述，在反兼并中，Z厂的行动者对其行动的一种共同的自我类型化是：“Z厂反兼并诈骗，救厂护家园运动”。这是包括“文革话语/职代会决定”和“职工合法权利/职代会决定”两种自我类型化的人都认可的。
是否由于兼并事件的发生，才使Z厂当事人强化了Z厂“家园”这样的想象共同体认同？这是可能的。与此判断相关，应该注意到，Z厂的兼并发生在该厂停产三年之后。也就是说兼并发生之时，Z厂“工人”已经基本都脱离了原先的劳动过程[57].如我们后来访问所知，许多人都各自找门路去谋生有一些日子了。这样的“职工”很难说还可以按原有的分工，划为“一线、二线、技术人员和干部”等等。在很大程度上，Z厂“职工”与Z厂的联系是因为其继续保持的身份隶属关系，因为其居住地缘（大多数Z厂职工居住在厂区的宿舍）和对Z厂的资产-土地的所有感而联系在一起[58].
反兼并运动不仅使Z厂职工对“Z厂家园”的认同增强，而且使他们对企业资产的“所有”感得到了提升。反兼并运动可以说具有一种知识传播和使“主人”意识觉醒与提升的作用[59].Z厂职工对于企业的“所有”感，是在运动中以“学习”的方式逐渐牢固化的。如果将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产权清晰”的改制称为“正学习”的话，可以说Z厂职工对“主人”地位的自觉是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反学习”。这种反学习的组织，经常是由Z厂的“知识分子”——王工来做。学习的知识来源主要是国家的法律、政策和领导人讲话中对于Z厂职工反兼并有利的部分[60].
王工还以传单的形式，将自己的文章打印出来，然后散发给Z厂的职工读。在他编的《与国有企业改革及企业兼并相关的部分政策法令》的材料中，职代会的五项职权被简化为“（一）听取和审议决定权（二）审查权（三）评议监督权（四）选举厂长权”[61].
王工对职代会职能的读解，显然与企业改制所依据的公司立法的内容相矛盾。L的读解，其实也超出了《企业法》规定的职代会职权范围。例如，王工列举的以上职权中的第一条和第四条分别为：“听取和审议决定权”和“选举厂长权”。如前所述，有关的法律表述是：听取和审议厂长关于企业的经营方针……；审议同意或者否决企业的工资调整方案、奖金分配方案、劳动保护措施、奖惩办法以及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审议决定职工福利基金使用方案、职工住宅分配方案和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项。
也就是说，职代会的“决定权”仅限于工资和福利方面。此外，关于“选举厂长权”，有关法律的表述是：“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决定选举厂长，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62].王工的解释显然将职代会选举厂长权的所有限制都省略掉，只剩下似乎是没有限制的“选举厂长权”。但王工对职代会这一职权的解释，同地方政府关于“民主选择”的规定相一致。
在另一篇学习传单中，王工将保卫国有资产与保卫家园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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