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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95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78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7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7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89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65页。
参见孟华：《伏尔泰与孔子》，第140—143页。不过，有的学者认为，伏尔泰对道德 与政治相结合的中国式的德治主义及家长式统治唱赞歌，这带有过于夸大的溢美之词。伏尔泰的这一政治理想，很快被法国启蒙思想的发展所淘汰。当代伏尔泰后来转向英国式的民主立宪制时，中国的家长式德治主义也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6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60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60—461页。劳伦斯·克拉德认为，伏尔泰称赞了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区分了专制主义与暴政，强调尽管在中国也可以找到暴政的例子，但是“ 在这幸福的国度里”，这种现象是极少发生的。参见《西欧著作中的东方社会史》，译载于《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第103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66页。按照安田朴的分析，伏尔泰之所以称赞雍正是最为贤明的皇帝，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颁布了将基督教传教士们拒于中国国门之外的敕令。参见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746—753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6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92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5、216、228页；《风俗论》下册，第91—94页。 当代法国著名汉学家安田朴指出：“伏尔泰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赞扬了中国政府与风俗中的那些伦理与政治品质，而此类风俗和政府正是以此而超过了欧洲的制度和习惯。但伏尔泰也与其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非常遗憾地感到中国人未能将艺术、科学和技术发展得如同西方人那样先进”。参见《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727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34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31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58—459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59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14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13页。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68页。
法国的两位学者在其分析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著作中，明确地指出，魁奈和他的 门徒们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真正奠基人。诚然，一些法国的经济学者非常轻率地把这个称号让给了亚当·斯密，但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仍旧把它还给法国，而且很可能永久地属于法国。只是重农主义者确实首先领会了一个统一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即他们最早认识到，一切社会事物都是受必然规律的约束而联系起来的，个人和政府一旦知道这些规律以后，都会听从其支配。因之，重农主义者是名符其实的最早的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参见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15页。马克思无疑赞同这样的看法。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15页。
法国经济学家季德和利斯德认为，魁奈的《经济表》中的公式和术语，如同古老的中国文字一样精密；重农主义学派具有不少中国式的教条主义。参见季德、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第51页。此外，我国学者谈敏详尽地考察了古代中国政治与经济思想对重农学派的深刻影响，认为这一学派的自然秩序、《经济表》、自由放任、重农主义、纯产品、土地 单一税等等观点或主张，都蕴涵着深厚的中国思想文化精神，进而确证重农学派的理论渊源于中国，强调“在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体系中，来自中国渊源的思想要素，几乎渗透了 这个学说体系的各个方面”。参见《法国重农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6页。
弗朗斯瓦·魁奈：“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载于《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3页。
在安田朴看来，在18世纪，正是重农主义者赞扬了中国人的经济，将此奉为整个欧洲的楷模。他们写下了一系列评价中国文明的著作，诸如沃邦的《关于用国王什一税来取代人头税、间接税和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的关税等方面的计划》（1707年）、西鲁埃特的《论中国人的政府和伦理的基本思想》（1731年）、以及魁奈的《论中国的专制主义》（1767年）等等。参见《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770—772页。
参见朱坚劲：《东方社会向何处去——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42—43页；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第90—99页。
魁奈：“中国的专制制度”，载于《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第406页。
魁奈积极主张向中国学习，向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进谏，建议他仿效中国皇帝的“亲耕”，以便促进法国农业的发展。由此，他也同伏尔泰一样，获得了“欧洲的孔夫子”的美誉 。参见孟华：《伏尔泰与孔子》，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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