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迷信”天地宽——写在《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书读后
金钊
【全文】
“自由民主的胜利与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似乎成为我们时代的唯一选择。民主似乎成了一种宗教，一个神话。”
——福山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由一个哲学上的立法者根据一定的原则来建立的，而是由人们多样而多变的需要经年累月不断进化而成的。它不是逻辑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
——古斯塔夫·勒庞
潘维先生无疑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在外有“世界民主第三波”大潮汹涌袭来，内有“中国政治改革就是民主化改革”的呼声呐喊助威的当代中国思想界，公然与民主化思潮唱反调，无疑是将自己摆在了一个靶子的位置，颇有“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悲壮色彩。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自从他发表了《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一文后后，对他的声讨之声便不绝于耳。其后来所著的《民主迷信与政体改革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秋季号）、《民主与民主的神话》（《天涯》2001年第1期）等文章则更是将他本人坚持“法治主义”，反对“民主教”的观点“暴露无遗”。而摆在我面前的这本《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香港初版）可谓是他对近年来在上述问题上所作论述的一次系统性梳理，读过之后颇有些或同或异的感想，刍荛之言，未敢自是，姑录于此，以求教于方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就该书中与“民主”、“法治”有关的观点进行探讨，书中其他诸如“世界秩序”、“政治科学发展”等篇章不在此列）。
一、究竟有没有“迷信”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设定与路径选择上，“民主”总是作为最重要的选项出现的。不论是当初志得意满、胜券在握时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还是痛定思痛后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抑或是如今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民主历来都是每一代政治家的宠儿，即便是在那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年代，也仍有着与“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相匹配的民主话语，即所谓的“大民主”。
时至今日，不论是力图追求“政治正确”的政策性解说，还是对于未来中国政体的理想制度设计，抑或是对当下改革现实的理性解读，“民主”早已当之无愧地成为学者们谈论的头号“热门话题”，学术界呈现一片“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直到“民主迷信”说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才忽然意识到，原来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一呼百应”而已，更确切地说，其实只是一种声音——“民主是好的，我们应该追求民主”——的不同变调。因为当下各式各样的“民主诉求”或制度设计，尽管其在民主目标、实现方式上存在分歧，但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也即是，在二者的思考空间里，“要不要民主”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当然性前提。大多数学者都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论述的。而这些学者中又有很多人自称秉承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可他们恐怕忘记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总是宣称自己是价值中立的,不预设任何善的观念。”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够沉下心来，回到研究的起点，对“民主”这一政治改革研究的这一核心逻辑前提进行清理，潘维先生这顶“民主迷信”的帽子并不过分。这也许就能解释尽管潘维对“民主迷信说”的论证并不充分（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论及），但却仍能刺痛很多人“神经”的原因了。而这种痛感在很大程度上则是源于历史深处的记忆。“民主”作为“舶来品”是被康梁等清末戊戌变法者从西方挪到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其后又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树起的“启蒙”与“救亡”的大旗之一。即使是在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时期以后，只要战事稍松，民主的呼声就还会冒出来，而且在专制独裁的打击下更加瞩目，使得当政者也不能不假民主之名行事。因此，推崇、追求民主，“为民主而斗争”既具有历史承接性，又具有价值正当性和“政治合法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