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将小平同志归为“明确反对把民主制引入中国”则更是冤枉乎哉！邓小平确实反对照抄照搬西方式的民主，主张民主建设应该根据中国国情循序渐进的进行，但他从来不否认民主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就在会见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他不仅向委员们承诺“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不需要变”，而且还告诉大家：“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这难道就不是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殷切希望”吗？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中国的问题，就应该“比从前更加认真地对待政治领袖的著作，而不能为了增强自己理论的合理性、追求‘政治正确’而随意‘剪裁’”，更不能“仅仅为验证某个别国的成功模式而作适应性研究”。
尽管存在上述不足之处，但潘先生所论之问题——“民主迷信”现象——却仍不啻为“振聋发聩”。常言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作为一种政治理念，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信仰甚至“迷信”任何一种“民主”而不问其“出处”，但若是其作为一种价值观以及一种政体时，我们也势必过问选择它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必由。
【注释】 参见［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3年版。
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黄炎培：《延安归来》，转引自李步云：《关于依法治国的几个问题》，载应松年主编：《法学专题讲座》，: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366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毛兴贵：《自由主义:普遍的抑或多元的?——读＜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载《书屋》，2003年05期。
参见马宝成：《政治合法性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