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认为中国学术规范化第二阶段的核心任务在于对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实是因为我持有这样一个经由长期思考而得出的前识，即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虽说在一般意义上是个人性的活动，但是在中国发展的今天，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却并非如此，因为一如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尚处在转型的过程中一般，知识生产亦处于一个我所谓的“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知识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实际上还处于极待改革的阶段。在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着两大知识生产趋势以及与其相应的两大“知识类型”（尽管边缘化的知识生产方式在任何时代都始终存在着）：第一，存在着一种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即规划的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也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说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实际上，从更深的角度来看，后一种类型知识是与前一种类型知识相配合的。对“知识规划”时代以及其间类型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的认识，极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据此提出一项假设，即这些类型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或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以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及政治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提出这项假设并对它进行论证的意义在于：第一，我们可以经由此而认识到在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以外，还存在着一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存在及其赖以存在的“知识生产机器”的存在；第二，我们可以经由此而认识到，无论是“知识规划”时代，还是“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都是以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并与之“合谋”为前提条件的；第三，如果我们对这个“知识规划”时代和“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不进行深刻地反思和批判，我们所做的任何改革大学的努力、改革评审规则的努力、改革论著出版体制的努力和改革形式学术规范的努力等等，都有可能转变成粉饰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材料；更令人担忧的是，有可能使我们在沦落成这台知识生产机器之一部分的时候对此毫不意识；更可怕的是，还有可能使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生产过程更有效，并是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那种知识具有更大的正当性。因此，我认为，知识的批判，在脱离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无法有效地洞见知识生产的过程，乃至知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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