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学术批判的中国书评——《中国书评》序
邓正来
【全文】
《中国书评》于20世纪90年代创办，从今天来看，可以说是为了中国的学术规范化运动；而《中国书评》于21世纪的继续出版，则是为了把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推进至第二个阶段。
毋庸置疑，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目的不仅在于建立各种形式的学术规则，而且还更在于强调学术内容的实质性规则，比如说如何建构学术评价机制、如何建构学术研究范式以及如何建构中国学术传统，等等。据此，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第一阶段的十年努力虽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至少存在着这样两项不足。第一，严重缺失严肃的学术书评，亦即严重缺失对知识增量具有重要意义的从批判角度进行的书评。
众所周知，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除了一些揭露抄袭剽窃现象的文字以外，我们在现有的学术刊物上几乎读不到与知识增量相关的“学术批判”的文字，所盛行的多是吹捧、无甚知识增量意义的所谓“广告性”书评。在这样的“书评”中，“创新”、“填补空白”、“重大贡献”等毫无实质内容的空洞之词到处可见，对论著所作的毫无学术意义的介绍几乎就是一些广告词的堆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位显赫、所谓的名人教授还在他们之间进行着“书评交易”:你写我一篇书评，我也写一篇书评予以回报。与上述现象相反对，中国学术界还存在着另一种现象，即在不作任何分析或研究的情况下便对所要评论的论著进行简单化的批评或乱贴标签。显而易见，这两种趋势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可取的，而且也是极不可欲的，因为我们知道，知识的增量和学术传统的建构都是以严肃的学术批判为基础的。据此，我认为，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是在对批判对象保有基本尊重的前提下展开的、从知识脉络或思维方式或论证效力或价值取向或前提建构等角度出发的、有助益于知识增量的严肃的学术书评。
第二，严重缺失对关涉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在当下的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我认为，有关中国既有的知识生产机器的性质和运作方式等问题还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因为我们往常都是在脱离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的情况下对知识展开批判的，而这根本就无法使我们有效地洞见到中国当下的知识生产过程以及这种知识的性质。因此，一方面，我们在使自己沦为这台机器的“合谋者”的时候往往会对此毫无意识，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性质不认识，所以我们还会通过我们自己的各种“改革努力”而把这台机器粉饰得更加美丽，使其在生产和再生产规划的知识的时候更有效，进而使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那种知识具有更大的正当性。据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对那种为知识生产机器所支配的知识类型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反思，进而对这台知识生产机器本身进行反思和批判。
显然欲在上述两个领域中有所作为，我们就必须在根本上以严肃的学术批判为基础。正是基于这样一项判断，《中国书评》出版的目的，具体而言，亦就在于“弘扬学术批判、提升中国学术”。此一宗旨所隐含的预设在逻辑上认定，任何学术的研究、任何论著的出版乃至任何关于这些学术和论著的评价，不仅与知识者个人的努力相关，与我们对学科的定义相关，与我们所保有的或信奉的知识立场或意识形态相关，而且更是与关涉学科制度安排、项目设置及评价标准之确立的知识生产机器紧密相关的。再者，任何学术知识因论者的构成性理性之限度、研究范式之限度、视角或进路之限度、立场或意识形态之限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必定存有各自的限度，而这就不仅为学术批判提供了可能性，更是为学术批判奠定了必要性。当然，就中国学术当下的发展情形而言，学术批判的基本形式，一如上述，仍主要表现为对既有学术论著进行知识增量意义上的学术批判的书评，以及对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学术制度重构意义上的学术批判的评论。据此，我们可以说，以“弘扬学术批判、提升中国学术”为宗旨并以知识批判和制度批判为基本手段的《中国书评》的编辑与出版，在学术批判机制尚未形成的中国学术界，无疑会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对中国学术发展基本问题所做的上述判断以及由此确立的宗旨和基本手段，并不是《中国书评》能够取得成功本身的充分条件，因为它在根本上还需要仰赖中国学术界同道极具个性化的共同努力。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有志于提升中国学术水平的学术同人能够与我们一起将这份出版物办好，进而在中国学术发展的过程中为中国学术批判传统的建构作出我们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