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内地与香港
贺卫方
【全文】
北大的校友薛涌先生最近提出，随着香港地区的大学进入内地招生，一些优秀的生源将逐渐分流，这样的竞争将会成为迫使北大清华沦为二流大学的一个因素。他的说法引发了媒体和网络的热烈争论。我觉得，无论如何，对于北大清华以及内地高校来说，薛先生的告诫是很值得重视的。不过，作为一个在北大任教的学者，我认为虽然存在着使内地大学“相形见绌”的可能，但香港的大学如果能够在一个更加合理的框架内与内地高校竞争，也完全可能成为提升而不是降低内地大学层次的因素。
实际上，从招生引起的这样的讨论应当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让我们反思一下，内地大学在学术、教育以及管理制度等诸多层面上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如何改进我们的体制，以便使内地高校在这种竞争格局中不仅不沉沦，而且更上层次。这里不妨举出几个我作为教师感到最严重的问题，作点简要的讨论。
大学的官僚化问题。与香港以及台湾和国外许多大学相比，内地大学最严重的问题便是管理体制上的高度官僚化。这体现在大学领导层的官员性质，整个管理过程中的行政色彩，以及学者在决策中的边缘化。大学校长分为副部级和正厅级不过是这种官僚化的一个表征，整个大学中有官职者人数众多（某大学流行的说法：“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公文成山，会议似海，官员们在决策以及资源分配上近水楼台，凡此种种，都使得大学更像是官场。官僚制使得大学之间无法展开个性上的竞争，官僚的特点只能是想方设法确保任期内不“出事”，任满后有一个更高的去处。我们观察一些西方国家，校长的教育哲学的差异便足以给大学的品格以不同的塑造，诸如洪堡对柏林大学的自由主义教育和学术观的奠定；艾略特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的校长任期里将其教育理念逐渐推行，最终使哈佛由一个地方性学院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全国性的名校；年仅三十岁的哈钦斯在他的芝加哥大学校长任内（1929-1950）大刀阔斧地推进所谓“哈钦斯计划”，使得芝加哥大学成为二十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当然也充满争议，参看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29-330）……反观我们的校长们，有多少人具有如此教育哲学？当然，我们知道，即便个别人有点雄心，恐怕也很难实施，因为按照我们的《
高等教育法》，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