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博弈是历史进程的必然。在法律被视为“专政工具”的时代，“利益博弈”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利益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无须进行博弈；话语权是属于特定群体而非泛大众化的，不可能展开博弈。在那样一个时代，虽然不同的群体和个人也有不同的利益，但社会的利益格局不是通过利益博弈所形成的，而是通过条条块块的行政框架所建立的。然而改革开放建立的市场经济机制，使得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国家不再包揽利益的分配，整个社会不再是铁板一块，出现了利益的分化。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的分化也在不断加深，不同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市场成为利益博弈的基本框架。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也是一个法治逐步成形的时代，因为对利益维护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立法，把利益长久固化下来。
利益博弈也是公民意识觉醒和法治社会建构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利益表达的必要，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事先安排好了,包括职业、待遇、前途,没有风险,没有竞争,缺乏多元化选择的机会，凭个人的努力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人们感觉不到自己的介入会产生什么实际后果,最终就失去了利益表达的动力。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本位逐步让步于社会本位，建构法治社会，维护公民权益，约束政府权力成为历史的必然。公民作为纳税人，出资支撑政府的运转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活动，积极表达利益甚至参与利益的博弈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必然要求。同时，市场经济的规则客观上也要求政府转变自身的职能，政府不再是万能的政府，政府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这为各种民间社团、协会、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成长的空间。这些利益群体广泛吸收公民意愿，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参与重大社会决策的制定过程，在立法中体现出来，就是各种形式的“利益博弈”。
正因为利益博弈是历史的必然，是公民意识觉醒和法治社会建构的产物，我们在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多彩的今天，就必须承认多元主义的利益格局，向各个利益主体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平台。然而，我们也发现，社会的分化过程中出现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强势集团，无疑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高的组织程度，在博弈过程中天然占有优势。因此利益博弈的各方，实力并不均衡，话语权有轻有重，影响力有大有小。我们看到了来自强大利益集团的力量，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而应当参与博弈和平衡的另一方却如此弱小和无力。从某种角度上讲，博弈并没有展开，只是一个闭门造车的利益再分配。表现在立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所谓的“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在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起草制定过程中，部门“小利益”悄然扩张，一点点“分割、吃掉”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导致行政主导的立法带有强烈的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管理主义色彩。而这一过程的背后，其实是利益表达的孱弱和利益博弈的缺位——利益表达的空间有限，利益博弈的平台缺失。如何才能在立法进程中增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推动利益博弈的进一步深入呢？
首先，应当培育利益博弈的适格主体。一是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民意表达功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三项主要职能，决定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中国要承担其民意代表的重要职责，这是
宪法赋予的身份，更是人民寄托的重任。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经济利益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这就决定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为民意代表，不仅要及时地联系选民、准确地反映、采纳、取舍和提炼民意，通过代表建议和委员提案参与利益博弈，防止强势利益群体“过度表达”，弱势群体“无力表达”。二是积极推动利益表达主体的组织化。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公民、法人、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表达群体性的意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可以提高民意表达的效率，降低立法机关征集民意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群体性意见已经过利益主体的认真讨论、研究，反映的问题更有代表性，意见的质量更高，更符合规范化要求。尤为重要的是，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群体如农民工、残疾人、农村妇女、下岗职工等，表达个人意见的水平、能力和渠道都很有限，因此通过一些公益性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调查、访谈，组织整理资料，向立法机关反映情况，提出诉求，无疑可以使民意表达得更加全面、充分，扭转利益主体表达和博弈能力不均衡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