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所确立的诉讼行为无效情形种类繁多,贯穿于侦查、预审、初审和上诉等程序之中。其中的绝大多数情形都属于相对无效,也就是以当事人提出抗辩为前提的无效。例如,诉讼行为、笔录以及裁判文书的形式要件不合法的,一般会成为宣告无效的对象。又如,在对违法侦查行为适用排除规则的场合之外,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仅就侦查行为无效的情形作出了有限的规定。这些情形主要涉及辨认、防范措施等侦查活动。不仅如此,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对于法庭审判程序中的行为无效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根据法典第471条之规定,法庭审判必须公开进行,否则审判活动无效。根据法典第497条之规定,在询问证人之前,法庭庭长应告诫证人如实陈述,向其告知证人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并要求证人发表以下声明:“我意识到作证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保证全部说实话并且不隐瞒任何我所知晓的情况。”随后,要求证人提供自己的一般情况。不遵守上述规定,询问证人行为应被宣告为无效,等等。
与澳门—葡萄牙的宣告无效制度一样,意大利的相对无效也是可以补正和治愈的。但是,诉讼行为无效的补正和治愈是有条件的。首先,凡是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期间内未能提出无效之抗辩的,该诉讼行为无效即自动获得补正和治愈。其次,如果有关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提出无效之抗辩,或者愿意接受有关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或者当事人运用了为实施的行为或无效行为所涉及的权利,则诉讼行为无效即获得补正。再次,凡是涉及传唤、通知和送达等方面的无效情形,如果有关当事人出庭或者放弃出庭,则该行为无效即获得补正。
五、初步的评论
在前面的论述中,笔者通过分析三个“法律文本”中的相关规则,对大陆法中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进行了初步的考察。这种研究对于了解诉讼行为无效制度的真实面貌是有帮助的。但是,仅仅研究三部刑事诉讼法典有关诉讼行为无效的规则,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是缺乏体系性和整体性,而极容易陷入琐碎的技术性分析之中。尤其是对那些初步涉猎刑事诉讼领域的人士来说,大量有关诉讼行为无效问题的条文分析和制度比较,足以令人对这一课题退避三舍。有鉴于此,笔者拟以美国法中的权利救济制度为参照物,对大陆法中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作一总结性评论,以使读者对诉讼行为无效制度有整体性的理解。
当然,这种格式化的比较分析如同过去人们对所谓“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区分一样,极其容易陷入简单化和标签化的泥潭中不可自拔。为避免这一危险,笔者拟从以下六个方面,对大陆法中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作一全面的总结。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将发现这一制度实与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权利救济制度具有极为复杂的联系,在作比较分析时确实需要谨慎行事。
1 作为一种程序性制裁制度,诉讼行为无效之宣告所针对的不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而只是警察、检察官或法官的诉讼行为。
这是我们理解诉讼行为无效制度的前提。考虑到刑事诉讼活动是由警察、检察官或法官主导进行的,他们所实施的诉讼行为或所作出的诉讼决定可以直接影响诉讼活动的进程,并对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各方诉讼参与人的权利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所谓“程序性违法”行为主要是指警察、检察官或法官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毕竟,无论是嫌疑人、被告人还是被害人,在提出某一申请、主张,或者行使某一权利时,如果不遵守法定诉讼程序的话,其结果必然是该申请、主张不被接受,或者他们无法实现其诉讼权利。换言之,对于不遵守法定诉讼程序的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警察、检察官或法官可以立即作出对其不利的决定或者裁决,而无须作出其行为无效之宣告。如果为了纠正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违法行为”,大陆法国家就根本没有建立诉讼行为无效制度的必要。
当然,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即使有违法之处,也通常会带来他的权利得不到实现、其申请的事项得不到认可的法律后果,而不至于使其他当事人的权益受到消极的影响,更不会使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受到损害。事实上,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主导性地位足以使当事人因其违法行为而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相反,警察、检察官作为刑事侦查行为的实施者,其逮捕、羁押、搜查、扣押、窃听、辨认、讯问等侦查行为通常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会使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个人隐私等权益受到直接的侵害,操之不当甚至会对司法公正造成消极的影响。法官作为司法裁判权的行使者,其行为和裁决过程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利益,如不能维持审判的公正性和程序的正当性,则当事人就无法获得公正的对待。因此,对于警察、检察官、法官所实施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应当视为程度不同地破坏国家程序法制、违反司法正义、损害当事人权益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当然应当通过诉讼程序层面的途径加以制裁和惩戒,否则,不仅
刑事诉讼法无法得到实施,而且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亦得不到维护,司法正义的基本原则也将遭到破坏。
2 原则上,宣告无效以
刑事诉讼法有明文规定为前提,但一些大陆法国家也将那些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重大程序性违法作为制裁的对象。
宣告诉讼行为无效一般应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前提。这是诉讼行为无效制度中的基本原则。澳门—葡萄牙
刑事诉讼法甚至将其归结为“合法性原则”。在本文前面所分析的三种诉讼行为无效制度中,意大利只将“法定无效”作为诉讼行为无效的惟一形态,而没有确立任何超出法律明文规定以外的诉讼行为无效。结果,即使警察、检察官、法官的行为违反法定诉讼程序,但只要法律没有明确以宣告无效作为制裁该种违法行为的手段,则法院无权将该行为宣告为无效。
澳门—葡萄牙以及法国的制度则在法定无效之外,确立了新的诉讼行为无效之形态。其中,法国明确建立了“实质性无效”这一独立于法定无效之外的形态,使得那些严重损害当事人权益或者破坏司法制度基本原则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即使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以宣告无效加以制裁的情况下,仍可以被法院宣告为无效。澳门—葡萄牙尽管没有确立这种“实质性无效”形态,但仍然在“法定无效之外”,规定了诉讼行为之不规则或不当情事,并以此作为制裁那些没有为法律所明确规定为无效的程序性违法行为。这种诉讼行为之不规则或不当情事,尽管本身不属于典型的行为无效,但其一旦宣告,即可能产生类似于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