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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格的概念和内容
现代法中的权利能力实际上发源于罗马法中的人格，至少可以追溯到人格。这是因为，依据罗马法，一个自然人作为权利主体，必须具备“人格”(caput)。“caput”在拉丁语中，原意为头颅，为人体的重要器官，引申为法律上享有权利的关键所在。由于罗马社会中等级阶层的划分严格，所以依据自由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罗马法上的人格大体有三种内容：自由权（status libertatis）、市民权（status civitatis）和家庭权（status familias）。完全人格为前述三种权利同时具备，只有其中一项或两种身份权的人为不具充分人格的人，三种权利均不享有者，则无人格可言，就不是民事权利主体。三种权利中，以自由权最为重要，一般包括市民权和家族权；市民权次之，无市民权者未必没有自由权，但必定无家族权；无家族权则未必无自由权和市民权，一般不影响其作为民事权利的主体。（第58页）
虽然人格与现代民法上的权利能力十分接近，但由于产生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条件不同，二者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别：第一，现代民法中的权利能力不能转移，而罗马法中的人格的部分权利则可以转移，如父亲死后，家族权可以转移至其子；第二，现代民法上主体的权利能力止于死亡，包括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而罗马法中除此外，还有民事死亡制度。差异的原因在于现代民法中的权利能力完全以人本身为核心，而“罗马法将人格完全视为一种产生于身份并反过来体现身份、延续身份的制度”。（同上页）
三、人格减等制度
完整人格中的“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三项权利中只要有一项权利发生变化，即所谓“人格减等”（capitis deminutio）。根据变化的情况不同，相应有“人格大减等”、“人格中减等”、“人格小减等”三种。人格大减等为丧失全部权利，即人格丧失，基于三种原因：a、受到重刑的判处；b、因无力清偿债务而沦为奴隶；c、在战争中为敌方俘获。人格大减等类似于后世《法国民法典》中的民事死亡制度。人格中减等为丧失市民权，同时失去家族权，但仍保留自由权。导致人格中减等的情况有：a、因被判刑而成为拉丁人；b、加入外国国籍；c、被驱逐出境或流放边地。人格小减等，即丧失家族权，但并不因此影响自由权和市民权，实际上只是家族成员在家族中原有地位的变更，而不一定是人格的减等。其原因有：a、自权人（处于他人权利之上的人）为他人收养；b、女子因出嫁成为夫家族中的成员；c他权人（处于他人权利之下的人）因解放而成为自权人。其中第三种情况实际是人格升等，但罗马法仍称其为“人格减等”。（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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