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认定过程是：犯罪事实发生后，控方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对犯罪构成事实予以组合；与此同时，辩方提出自己无罪（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的主张，对控辩双方的意见裁判者都必须听取。因此，犯罪成立的基本事实原则上成为证明对象，而阻却事由作为例外情形予以考虑。换言之，犯罪论体系应根据原则——例外的关系进行建构。而“承认一般之外的个别、普遍之外的特殊的犯罪构成体系必然是能动司法的结果，其本质在于寻求实质合理性和个别合理化，而避免形式合理的僵化”。
犯罪构成理论必须反映定罪过程，在这方面，大陆法系有成功之处，自不待言； 英美法系理论也有可取之处，例如，美国刑法犯罪构成的第一个层次确立行为规范，体现国家意志，表现公诉机关的权力；第二个层次涉及价值评价，它以合法辩护的形式来充实刑事责任条件，完成独特的犯罪构成模式，反映犯罪构成是动态的定罪过程，而不仅仅是“犯罪规格”。两个层次相结合，充分展示了控辩对抗的激烈性和法官极力保持控辩平衡的倾向。
我国学者明确指出：英美
刑法犯罪构成双层次模式与德国、日本等大陆
刑法犯罪构成三元结构有类似之处。美国的犯罪本体要件（第一层次）与德国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在内容和功能上大致相当。德国的犯罪成立的违法性和有责性，在内容和功能上大体相当于美国的责任充足条件（排除合法辩护）。德日犯罪构成三元结构与美国犯罪构成双层次模式，实质上都能反映刑事责任追究范围逐步收缩的定罪过程，由
刑法两大功能（维护秩序和保障人权）体现出来的犯罪构成内在制约机制。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英美国家的刑事诉讼结构采取当事人主义，控辩平等并积极对抗，所以，犯罪构成理论给予控、辩双方同等的施展拳脚的机会；大陆法系国家以职权主义诉讼结构为特色，司法活动以繁琐的概念和严密的理论为导向，职业法官对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进行平衡，对规则的合理运用进行综合判断，在同一个职业共同体内部，辩护律师的意见受到应有的尊重。
中国
刑法在这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犯罪构成只能反映定罪结论（犯罪规格），突出
刑法的社会保卫观念，在保障人权方面存在制度性缺陷。众所周知，对犯罪的认定，必须在实体上结合犯罪构成理论反映控辩对抗的过程。刑事诉讼永远是控辩力量展示的过程，控诉和辩护活动各自有其归宿：控诉证明基本事实，确认评价犯罪的一般标准、“原则”的有效性；而辩护则意在证明阻却违法性、阻却责任的事实的存在，强调“例外”的情形对于涉讼公民的意义。
我们历来的观念是：定罪过程只与刑事程序法有关。事实上，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甚至是一种根本性的误解。定罪过程必须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司法官员通过何种推理过程才能得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结论，这一过程必须被展示，但是，现有的犯罪构成理论并未给司法人员的创造性活动提供空间。现有的理论实质上只是单纯地借司法人员之口宣告某一个构成要件“有”还是“没有”，构成要件是否齐备，而不能说明当某些构成要件要素具备的时候，应当如何对其进行评价，是先做事实判断，还是作价值评价，在符合一般原则的情况下可以得出何种结论，在有例外的情况下，又应如何处理？现存的理论体系无形中给人这样的信号：法官先进行犯罪客体是否存在的价值判断，这一判断一旦得出肯定结论，被告人几乎没有机会摆脱司法处置的可能。这样的做法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大可置疑的。学者指出，如果价值评价的地位前置或者过于凸现，“如果只强调实质的价值性，而忽略法律规范的实证形式，则亦可能影响‘法律的安定性’。因此，以‘原则与例外’的基本关系，维持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二阶段评价程序，也有贯彻‘法治国家原则’之
刑法任务的意义”。 所以，如何才能使犯罪构成理论体现定罪过程，是将来改革犯罪构成理论时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
